如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世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在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的同时,中国急需让世界了解自己的文化。毋庸置疑,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其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质量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在翻译中恰当地处理中国文化专有项,从而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日益成为我国翻译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生态平衡与生态理性,将生态学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引入翻译学中,为翻译过程和翻译行为研究供了一个本土化的新视角。本文将生态翻译学与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选取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沙博理译本作为研究案例,将译本中中国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置于宏观的生态环境中,探究译者沙博理在宏观层面如何对生态环境进行“选择性适应”,以及在微观层面上是如何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做出恰当的“适应性选择”。在研究过程中,笔者综合运用理论分析、译例分析、定性分析及描述性研究法,基于奈达对文化的分类,将《我的父亲邓小平》中的中国文化专有项分为生态、物质、社会及语言四类,并分析、总结了沙博理英译不同类别中国文化专有项的策略及方法。研究发现,在适应阶段,沙博理从译者能力、委托者、出版社、读者等诸多方面对《我的父亲邓小平》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了充分的“选择性适应”。在选择阶段,沙博理综合运用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在避免文化冲突和误解的前提下,倾向于尽可能地采用直译、音译及两者结合的方法向英语读者介绍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同时,根据不同类别文化专有项的特点,沙博理有针对性地使用了意译、仿译、创译等多种翻译方法,实现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在中国文化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译文的可读性,力求真实地再现原文的文化内涵、形式、风格及交际意图。针对不同类别的文化,译者应因“材”施“法”,根据原文化的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方法,尽可能地提高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同时,在充分了解源语文化及译入语文化的基础上,译者应充分相信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能力,更多地尝试使用直译法,以向世界更忠实地展现中国文化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