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生态环境关乎我国的民生发展和社会进步,近年来负面舆情传播和治理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从动态的视角出发,研究负面舆情主体间的博弈、舆情的演化以及舆情治理问题,以期为负面舆情治理提供新的思路。本文首先从微观层面研究了负面舆情传播过程中的个体行为。然后运用最优控制理论,构建了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政府最优控制模型,获得了政府单方控制负面舆情条件下的最优控制策略。同时基于微分对策理论,分别构建了政府与媒体在负面舆情短期传播和长期演化过程的动态博弈模型,应用微分对策理论分析了政府与媒体在不同情况下的均衡策略及其性质。最后基于模型理论分析、数值模拟以及案例分析,分析了本文基于动态框架下的负面舆情治理分析的有效性,并提出了舆情动态治理的建议与思考,为舆情动态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对政府而言,从短期角度看,政府可以视不同情况和需求考虑对负面舆情传播进行一定程度的容忍;如果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影响舆情传播,只要控制成本低于社会成本的贴现值,就应该采取最大投入;在媒体报道的影响下,政府最优策略是在开始控制的第一时间最大化投入以更快控制舆情的负面影响,主动或被动的拖延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负面舆情的短期治理过程中,考虑到控制时域的影响,在公众耐心程度较低时,公信力维护与负面舆情治理难以做到两全其美。在负面舆情的自然增长率以及其影响的时效性的影响下,政府的治理投入与二者差的绝对值正相关。从长期角度看,长期的柔性引导策略有助于为短期控制留有余地,但柔性引导建设是缓慢的。对媒体而言,其报道立场并不会因为报道成本而改变,影响力越大的媒体越倾向于谨慎性报道策略;政府的管控力度增大在短期内会降低媒体的报道投入,但在长期可能会损害媒体利益;相较于短期管控,在长期引导中增大政府柔性引导效果对负面舆情传播的影响,有利于约束媒体对负面舆情的煽动性报道投入。对公众而言,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个体的传播效用更大程度上由其他个体的态度和行为而非他自己的成本投入决定;公众对舆情治理的耐心程度将同时影响舆情治理效果和公信力建设,一方面它可以迫使政府更积极地治理舆情,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政府的舆情控制行为成为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好会适得其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负面舆情传播的动态规律,为负面舆情的长期和短期治理方面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