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一直是个无法下定论的谜,与任何一种技术的起源一样,它之所以陷入谜团,是因为在远古时期并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命题。它是早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将中国医学的起源置于整个华夏文明发端的大传统中考察,是本研究的基本前提。医学起源难以定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早期文本的缺失。治疗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几乎与人类发展同步,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在研究中国医学史的材料中,《黄帝内经》是留存至今最早的完整医学典籍,它系统地展现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医学主流思想,与百家争鸣的诸子哲学处于类似的时空背景中,深受先秦各流派思想的影响,反之也影响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黄帝内经》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成果,部分结论已经在学界达成基本共识,比如它的成书背景,它所展现的主要哲学思想,它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指导作用,它以身体为象征的一系列政治隐喻等。此外,伴随着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志等学术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新面世的材料与传世医学文本互证,一些《黄帝内经》中引用的古医书似乎找到了应证,传统医学理论与其他材料的比较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上述学术进步为研究提供了很多支持。本文是从文学人类学角度来考察《黄帝内经》中的神话历史,通过揭开以神话面貌笼罩在早期传统医学发展上的面纱,理解中国医学文化渐进的内在动力,以及它与华夏文明其他方面的互相影响。文学人类学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尝试之一,它把文献记载与活态文化、考古实物做比较研究,使单薄的证据得以丰富,形成多重释古的立体证据链。因袭前辈学者的创造性思维,目前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大、小传统论,“四重证据法”等几个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这正是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论。《黄帝内经》蕴含的“人文治疗”也是传统医学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医学起源与大传统文化无可分割,因此作为技艺的治疗与作为文化的“大文学”亦是无可分割的。西方后现代学派在近半个多世纪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传统文明提出了重新审视的重要见解。医学是这个反思中重要的载体之一,医学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深刻体现出来。本研究的观察重点是传统医学与华夏文明的关联性。表现方式是将《黄帝内经》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作为华夏传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展示。研究主体部分采用了“四重证据法”,通过传世文献、文字、考古材料、活态文化等证据,论述传统医学中的几个经典概念:道、阴阳、气、风、神明、身体隐喻、神圣数字“五”、祝由,以及黄帝作为有熊氏在早期文明信仰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略作一简述。论述“道”与“阴阳”时,本文将道家理论中的“返胎”作为重要的理解路径,“道”的原型是感生神话,“阴”、“阳”两字含有生殖的意义,从而揭示“卵生—母生—返胎”的古老生命发生轨迹,推理出“混沌神话—母神神话—父权神话”这样一个社会学演变路径。对“气”的认识从开天辟地的神话中开始,“气”的文字演变记录了祭祀仪式和少数民族中仍然保持着的宗教仪式。“气”是想象中人神沟通的载体,墓葬中的金缕玉衣、九窍塞、玉璧以及玉璧上的谷纹等纹样都显示出古人对“气”的运用。“风”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感天动地之效,甲骨卜辞和古代文献中的“风”透露出神格,“风”一系的象征体系包括了凤鸟、四方风、四方神。在取象思维的医学体系中多用到“风”的概念,结合西汉年间的占盘、式盘,甚至可以看到科学的萌芽。医学名词“神明”透露出医学相授的秘密社团特性,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指示了“神明”是华夏文明创世纪中的“上帝”。从文字角度考察,“神”与“明”结合构成了生化万物,代表天地大道力量的神圣角色。身体与政治的互为象征是传统医学的常见文学表现,“德”字的构造揭示了身内之物“心”与身外之物“道德”的关联。医学史材料中,文献生动记录了麻风病的身体污名化与身体外延的呼应。在考古材料中,两汉墓葬中金缕玉衣是古人成就最高道德的登峰造极之作。“五”是神圣数字,也是传统医学中的生命之数,代表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源于四柱擎天的创世神话,乃天绳交午形成的中央之位。在民俗仪式中,端午节作为阴阳之气交午之节点,蕴含了水与火的对偶模式。被学者推测为河图洛书的凌家滩玉龟玉版的布数方法也体现了中央五的特点。古老的“祝由”通常被认为是情志治疗的一种手段。结合史前及殷周时期的人牲斩首礼、头骨饮器、人头骨祭祀、神兽噬人造型青铜器,可知头颅承载着人之精,人之魂,乃最核心所在。祝由术的目的在于移精变气,道家修炼房中养生术对还原祝由术有一定帮助。此外,黄帝作为《黄帝内经》的依托撰人,实则是“有熊氏”崇拜的无意识延续。“阴阳”、“三阴三阳”观念都与熊崇拜有关。熊是史前神圣动物中的重要角色。楚帛书、楚简记录了熊与帝王身份相合的渐进过程,“熊经鸟伸”等拟熊仿生养生法是大传统中的小传统,以熊为造型的玉器、青铜车进一步证明了熊与伟大生命力之间的关系。总之,《黄帝内经》中所体现的传统医学发生史,与华夏文明发生史高度契合,借助于大传统新知识观,医源考察的时间长度和材料宽度都能够被大大拓展。在现代医学看来,《黄帝内经》的谬误比比皆是,但传统医学整体论的思想体系是值得称道的。如果不将《黄帝内经》的文化价值释放出来,它将在现代医学的批评中沦为历史“糟粕”,埋没了其对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的可期贡献。时至今日,治疗神话仍在延续,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在人类无法彻底消解对死亡的畏惧之前,治疗的需求必将伴随整个生命过程。在医学科学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反观历史,从而追求生命观的成熟,是《黄帝内经》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期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