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外交源自于近代国民思想的兴起与民族国家观念的更新,既是“外邦逼之、异种残之”的产物,又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它伴随着西方人民主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于清末输入中国,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外交以其灵活多样的形式和独特的风格,发挥着政府外交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清末到民初,我国民间外交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外交受挫,促进了民间外交的复兴,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民间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悬殊,迫使中国政府必须积极争取外国的同情与援助。国际形势的恶化以及国民政府官方外交的困难重重,使得民间外交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外交形式,促使了抗战时期民间外交高潮的到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支持,我国各界纷纷开展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举国一致、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全国各界上下齐心、奋力争取国际社会援华制日,民间外交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中共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形成其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有利条件。中共积极调整其外交策略,以适应战时外交之需,并对民间外交的开展作出具体指示。战时中共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友人、国际组织、国外新闻界以及美国政府等的交往。作为中共民间外交前沿的长江局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民间外交窗口的延安,也在中共民间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时中共民间外交虽困难重重,但对中共扩大对外交往、逐步走上国际舞台起到积极作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面对战时政府外交的艰难,改变了其外交策略,采用官方斡旋与民间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利用舆论宣传的力量,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另一方面,派遣以宋美龄为代表的高层人物以私人身份访美,积极从事外交斡旋。此外,还利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等半官方社团积极从事民间外交活动。国民政府的民间外交活动,是对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政府官方外交的开展,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持。在国际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名流充分发挥名人效应,利用自己手中的人脉资源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以宋庆龄、陶行知、张彭春等为代表的社会名流纷纷走出国门,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主张,吁请各国政府和民众共同抵制法西斯的侵略,体现了社会精英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侨界、红十字会、宗教界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在政府外交受挫的时候,根据自身特点发挥团体优势,在海外开展主题鲜明的民间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成为帮助政府争取海外援助和支持的重要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外交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有力地弥补了官方外交的不足,为祖国的抗战争取了大量的援助,同时还加深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民间外交的作用愈益凸显。作为我国整体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外交必将呈现空前活跃、多彩纷呈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