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青楼文化是中国女性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代表着我国女妓文化的最高峰,是我国悠久的女妓传统与乐籍制度的有机统一。女妓文化发源于上古时代的巫祭与酒人,代表着女妓之乐舞与饮宴两大职业分支。这两大分支在唐代发展为教坊歌舞妓与平康饮妓两大群体,成为明代青楼文化的直接源头。两宋时期,女妓文化兴盛,女妓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施行酒楼榷卖制度,酒楼或酒库均设有官私妓女当值,从而出现了面向城市市民的饮妓群体。两宋城市亦出现了大量的歌馆茶房等娱乐组织,代表着乐妓群体逐渐走向市民阶层。宋代饮妓与乐妓群体从唐代的宫室官府走向了市民大众,从而为明代女妓文化的兴盛奠定了文化基础。元代施行粗放的户籍管理制度,把以乐舞饮宴为职业的女妓群体统一划归于乐籍,从而实现了乐籍制度与女妓文化的有机统一,亦为明代青楼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明初,朱元璋贬罚元朝贵族妇女入富乐院,后又因官员将领妓饮生事,尽遣各地妓女入院,富乐院遂成为金陵风月之始。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在南京广建十六酒楼以储官妓,并于此宴饮群臣,金陵诸酒楼自此成为明代官方“招待所”。宣德年间,官员朝退后多于酒楼觞饮逾时以致荒废朝政,宣宗遂采纳顾佐的意见,取消明初所设立的官妓制度。官妓之禁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在朝官员的狭邪行为,行院乐人从此不用再承应政府的酒宴活动。官妓之禁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行院女妓,她们可以利用自己乐舞优势来经营青楼。南京的富乐院与诸酒楼因此一变而成为市民商庶的狭邪场所。明代青楼文化是行院与女妓的有机统一。行院是明代乐户的基本组织单位,青楼是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商业单元。行院人家以文人的生活方式构建了一种雅致别俗的家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歌舞声乐、酒宴觞饮成为一种消费主题。女妓是青楼世界的主体,她们以情色歌舞、伴饮助觞来吸引冶游子弟留连忘返。出色的名妓往往通晓诗词歌赋、兼擅琴棋书画,从而赢得了士人的青睐。文人冶游于烟花粉巷与青楼名妓缠绵悱恻,促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明初文人往往用一种高傲的态度来观察青楼与女妓,把它们当作一种物品或荣耀纳入到文学作品之中。文人对金陵诸酒楼的题咏与对妓女声歌乐舞的描绘,都是一种冷静的、外化的文学记录,并没有与女妓形成一种情感上的沟通。弘(治)正(德)年间,伴随着文人冶游活动的频繁,女妓品鉴活动逐渐兴盛起来。冶游文人对青楼名妓的容貌、伎艺、谈吐、文学等特质进行了品鉴与评陟,并利用传统的诗词加以吟咏。杨慎在谪居云南期间,留连锦江花酒,曾作《江花品藻》一卷,代表了借狭邪脂粉消磨壮志的一类文人。曹大章的《莲台仙会品》与新都梅史的《燕都妓品》分别对南北两京的女妓进行了文学品鉴。女妓品鉴活动引导了女妓诗词创作的繁荣,邹枢、施绍莘、沈谦等人均有大量的咏评女妓之作品。文人的青楼品鉴活动与明代中后期所形成的狭邪狂热有直接的联系。青楼是一个情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狭邪子弟与行院女子进行了一场两性追逐游戏。青楼世界里有机关陷阱、行院暗语,亦有通关宝鉴、风月秘籍,明代日用类书有“风月”一门,被冶游文人戏谑地称为《嫖经》。《嫖经》是狭邪子弟在青楼世界里所总结的经验与教训,亦反映了行院世界里的人情世貌。在明代的情性启蒙运动下,文人将视角焦注于青楼女妓这一特殐群体。启蒙者利用文学的方式为行院女子作宣扬,影响最大者有潘之恒的《亘史钞》与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他们以平等与欣赏的眼光去洞释青楼女子的内心世界,与她们相知、相交,甚至是生离死别。晚明出现了诸多的士妓婚恋传奇,如呼(文如)丘(谦之)、钱(谦益)柳(如是)、冒(襄)董(小宛)、龚(鼎孳)顾(媚)等,正是明代狭邪狂热的真实反映。女妓文学是青楼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青楼名妓的身世经历与情感体验。青楼女子的诗歌多蕴涵着一种生命悲悯,无论是感叹误落风尘,还是送别相思,都无法抹去这种伤痛情怀。比较而言,女妓的词作则透露出一丝灵动与谐趣,反映了行院女子的闺淑情趣。明代中后期所出现的狭邪狂潮与明人情性启蒙运动息息相关,体现了明人对时代女性的人文要求,也是明人重塑两性文化的集中体现。从女学说教到两性启蒙,从“香艳”走向“情色”,都反映了明代文人的对两性变革的文学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