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农村善治问题研究,既是具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又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现实问题。本文是在深入广东顺德农村学习、调研的基础上,并以其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党建引领农村善治的理论分析模型。本文通过综合运用系统论等研究方法,对顺德基层群众自治前后党建工作的历史考察与梳理,重点评析近20年来顺德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中权力体系、政治参与、农村价值的变迁过程。本文试图以基层党组织——这一党与国家、党与社会的联结为核心视角,剖析新形势下顺德地区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阐述和评析顺德党建引领农村善治的现实路径,并提出农村善治在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农村治理问题一直是知识界的热点问题。本文将顺德作为农村治理的案例剖析对象,以系统分析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党-国家-社会这一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顺德农村善治面临的困境、成因以及破解路径。当前,顺德农村治理面临领导核心缺失,国家权力单轨运行,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些现象的产生既有农村社会分化、自治条件不成熟的内部性问题,也有权力腐败、各种非法势力对基层治理干扰的外部性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即是党-国家-社会中各子系统自身的问题,以及各系统间的非耦合关系问题。构建顺德农村善治体系一方面,应从理论上厘清农村党组织——这一联结党-国家和党-社会的角色功能定位,从而推动各子系统的优化和各系统间的耦合关系;另一方面,应从实践上进行探索农村党组织在当前条件下,可选择的有效善治路径。推进构建顺德农村善治体系,需要从党组织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和社会引领三个维度全面展开。政治引领包括重塑基层农村的政治核心,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升农村组织力,从而重建和谐有序的农村政治秩序。思想引领包括基层农村党建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积极践行核心价值观和不断刷新村居民的自治理念。组织引领包括重塑基层党组织,优化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同时衔接好党员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制度。本文还运用比较研究法,选取浙江宁波和新加坡的社区治理作为考察对象,分别比较顺德与宁波,顺德与新加坡在社区治理方面的异同。既考察宁波和新加坡在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和组织引领方面的有效做法,又分析他们在社区治理方面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和重要经验。最后,本文得出研究结论及对本课题的展望。在中国既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最有正当性来重新整合农村基层的组织力量,重塑政治权威,重建稳定和谐的政治秩序。基层党组织作为执政党在基层的代表,通过发挥系统性的引领作用,形成对新的政治秩序的领导,实现对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化,提升执政党联系社会的制度化水平。在基层农村,党与社会的关系应当紧密于党和国家的关系,即党与社会互动的制度化水平,应优于党与国家互动的制度化水平。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走出一条新双轨政治的道路,既要通过运用和掌握国家权力服务群众,也要注重开发和组织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绝大部分党员都处于社会基层,作为党组织的毛细血管深入到社区、农村、学校和企业等,全面了解各方的心声和社会的诉求。构建顺德农村善治的核心在于党组织引领社会,开发社会,再组织社会。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和个人诉求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制度化地联系起来,形成基层群众有序政治参与,规范利益表达,积极民主协商的格局,从而引领出和谐的村居政治秩序。唯有做大社会力量,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三个系统才能更好地耦合起来,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推动形成农村善治的和谐局面。顺德的农村治理经验不仅丰富了经济发达地区社区治理的路径,同时也为解决多元化的农村治理这一难题提供了广东智慧和广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