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成因、渠道及影响的研究，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中国资本外逃及其运行特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旨在为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资本外逃现状提供一个系统的评价方法和测量体系，最终为有关部门有效控制和防治资本外逃的提供理论依据。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对中国资本外逃的新界定 对主要资本外逃定义进行总结，阐释了与资本外逃界定相关的问题，提出的新定义摒弃了现有界定的片面性和武断性。 (二)科学的建立测算中国资本外逃的方法 首先对学术界采用的主要测算方法进行归纳和比较，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然后使用中国的特别信息和统计数据对世界银行采用的基本模型进行修正和调整。新测算模型的结果表明，88年-2002年这15年中国总外逃资本达1913.57亿美元，年均127亿美元，资本外逃额显示出一定的阶段性。测算模型的主要创新点是：(1)避免了统计口径不同产生误差与重复计算。(2)由于中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制度环境下，资本外逃的范围可能不同，因此本文对资金来源和剔除项目进行了分阶段调整，使结果尽可能接近我国的实际资本外逃额。(3)对错误与遗漏的正常统计误差的剔除。(4)采用新方法对进出口高低报产生的资本外逃进行测算。 (三)全方位研究我国资本外逃的决定因素 总结了国内外对资本外逃的原因解释，从分析与资本外逃相关的时间序列开始，依据现代动态计量学的理论方法，构建了一个关于资本外逃与其决定因素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模型，得出资本外逃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系数和短期变动的误差修正模型(ECM)。结果表明驱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经济因素为财政赤字增加、政治金融风险和汇率高估，内外资差别待遇是产生资本外逃的重要制度因素。主要创新点有：(1)新的计量经济模型。考虑到资本外逃相关变量的时序数据可能具有非平稳的性质，在国内首次采用运用AIC和SC信息准则，建立ARDL模型。(2)新的解释变量组合和新结论。从宏观经济不均衡和制度因素两个层面，选择国内外研究大量使用的解释变量，得出我国资本外逃既有一般性的规避风险、投机牟利因素，更有我国特殊的制度性因素。 (四)多角度探索我国资本外逃的特征、主要渠道及其影响 总结了我国资本外逃的现实特征，从四个方面全面概括了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并归纳了资本外逃对宏观经济、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和金融体系、财政经济政策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造成影响。 (五)入世后我国资本外逃的变化趋势 在研究入世后我国经济政策环境的基础上，对过渡期内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形式及中长期变化趋势进行科学的预测。 (六)科学提出防治资本外逃的对策 本文提出有效防治资本外逃应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抑制资本外逃的发生动因，从路径上一方面要减少不合理的管制措施，疏导资本流动的通道，另一方面要堵塞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