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海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艰苦卓绝的反走私斗争，有效遏制和打击了走私贩私违法犯罪活动，杜绝了大规模走私活动的发生，维护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反走私形势总体上也逐渐趋于平缓。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走私活动也呈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海关打击走私高压态势下，走私分子为了逃避监管、降低走私风险，收敛了大宗走私活动，转而采取化整为零的小额走私手法，利用口岸交通的便利条件，以随身携带的方式频繁走私体积较小、价值较高的小宗商品进出境，海关将这类走私活动称为“蚂蚁搬家”，将从事蚂蚁搬家走私活动的人称为“水客”。　　 “蚂蚁搬家”走私行为的存在，一方面产生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较多不稳定因素，并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还对国家税收以及检验检疫等方面都造成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也占用了口岸的大量的监管资源，给海关执法工作带来困扰，成为海关监管工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类走私行为的隐蔽性强，交易速度快，交易地点分散，监管难度很大，同时走私货物的数额较小，很少达到刑事处罚的数额，多数只能给予行政处罚，对走私分子的震慑力较弱。因此近年来“水客”的蚂蚁搬家走私活动在旅检口岸尤其是大型陆路旅检口岸呈愈演愈烈之势，成为潜伏在总体平稳的反走私形势下一股不可忽视的“暗流”。　　 本文概述了“水客”的起源发展与现状，阐述了“水客”走私产生的各类危害后果，分析了“水客”走私行为的成因、特点、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制约因素，并结合行政管理学的一般理论着重从完善法律法规、丰富处理方式、实施综合治理等多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试图将管理学的理论引入对“水客”的防治，为“水客”防治提供较为科学、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改革进出境旅客申报制度，与边防检查部门共享旅客实时通关数据，实现“一个物理卡口、两条信息通道”，将旅客实时通关信息与“旅客通关管理系统”的风险信息及布控指令进行对碰，提高抽查的命中率；改革验放制度，改变目前限量结合限制的验放模式，对进出境旅客实施单一的限值管理，以具体限值代替“自用、合理数量”；改革税率双轨制度，统一货物、物品进口税税率；改革进出口货物报关限制制度，放宽对进出口贸易经营权等方面的准入机制。　　 二是建立综合治理机制。在一个大关区内(如深圳关区)，建立集中统一的指挥新体系，各口岸海关加强与海关缉私、海关调查、物流监控、风险管理等部门的密切协作，加强与地方公检法、边防检查站、国家安全局、工商、税务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联系配合，构筑联合设防、联合缉私、情报共享、全方位协同作战的反走私立体防线，加强走私案件跨关区的联合侦办，建立有效运转的联合打私机制，形成打私合力，从而实现对“水客”标本兼治的有效治理。　　 三是丰富水客治理手段。运用行政与刑事执法两种手段形成执法合力，对“水客”多次携带入境的物品进行价值合并计算，并予以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创新海关监管模式，根据旅客行李的性质对之进行分类管理，以有限的资源有的放矢地管理，提高海关行政执法的效率；依托科技手段加大查缉“水客”走私的力度；在旅检口岸进驻执勤武警部队协助海关开展监管工作。　　 笔者从事海关旅检工作多年，在工作过程中注重收集掌握“水客”走私行为的各类动向，并接触到社会各界、海关内部各层次对“水客”走私防治的观点和方法，对口岸“水客”防治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在本文中，笔者更将流程再造这一管理学理论引入“水客”走私的防治，试图打破以往片面追求以打击为主的治理手段，找出“水客”走私的主、客观因素，意图形成一种以管理为主线的防治手段。但就理论分析而言，笔者提出的部分改进措施可能还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或者还出于探索试验阶段，实际操作性有所缺乏，有些提法和表述可能还不太成熟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