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问题一直是企业最为关注的财务问题之一,越是有效的投资越能促进企业的经济增长,提高其行业竞争力。反之,无效的投资将会抑制企业的良性发展,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因此,研究如何达到最优的企业投资效率对企业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公司治理属于企业内部管理,良好的内部治理机制可以促成有效的投资决策行为,现有文献基本从以下方面来阐释治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股权的结构特征、高管的激励政策、董事会特征等。但事实上,企业的投资效率并非只受到内部环境的影响,其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尤其是会受到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影响。企业的内部治理因素属于微观环境,影响企业投资效率,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一项外部宏观因素影响着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前提下,通过实证研究,首先将企业的投资效率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组,分析了公司的内部治理各项机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占股比例越高,越会抑制过度投资,加剧投资不足;企业的股权制衡度与投资过度显著正相关,与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现有大多数文献认为,企业股东之间相互制衡的能力愈强,尤其是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性越高,越能减少大股东出现“隧道行为”的可能性,鉴于利益相关性原则,剩余大股东会增强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积极性,而本文认为,鉴于我国的企业股权特征,上市企业股东之间更有可能形成“联盟模式”,控股股东与剩余大股东更有强烈动机联起手来攫取公司利益,企图通过不断的投资来获得更多利润,最终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而另一方面这也减缓了企业的投资不足倾向;国有性质企业的员工其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性较小,他们不会为提高绩效水平而盲目投资,且国有控股企业相较于其他类型公司受到更严格的政府监督,重压之下,其特殊的产权性质可以抑制企业高管的过度投资动机;此外,由于所属企业与政府密切的关系,国企高管人员自身拥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自2012年全国反腐风暴后国企高管“不作为”的政治动机将会导致企业的投资不足。除股权特征外,本文认为,提高企业的董事会规模将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并改善投资不足的状况。针对公司治理,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将影响内部治理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上述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企业股权治理、董事会规模对企业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状况的影响,股权治理中大股东间联系程度越强彼此制衡度越高,越有可能联盟扩大投资,恶化企业的进一步过度投资倾向,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投资不足行为的出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越会加剧过度投资情况的出现;企业的国有性质将不同程度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企业所处地区的金融市场成熟度将不同程度调节内部治理因素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文章在最后针对内部治理如何改善投资效率以及如何加强金融市场的发展亦给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宏观因素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纳入了研究内部治理微观因素与投资效率关系之中,并探寻其对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具体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内部治理与投资效率的研究,为当前市场环境下企业如何获得最佳投资效率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