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通过引述、梳理文艺复兴至18世纪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自然科学、神学、哲学及中产阶层的兴起这四个领域自身的历时演变,对启蒙思想肇起所产生的影响,并分析了英国经验哲学与欧陆理性哲学分野,所引发的不同思想流动,这种流动的汇集便构成了17、18世纪英格兰文化背景中最大的色块。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节中,论者引出了英国中产阶层兴起与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撷取了启蒙道德原则建构的不同态度这一切入点作为建构整个文章的基石,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分析了笛福、斯威夫特、理查逊和亨利·菲尔丁的文学实践,特别是小说实践,探讨1688年—1755年这么一个大致范围内,英国小说家对中产阶层乃至整个英国道德原则讨论的书写。第二章以笛福笔下的“经济个人主义”人物的个人奋斗中所引发的道德困境为主要内容。笛福书写了理性经济主义指导下的个人垦殖叙事,也关注了中产阶层在伦敦这个突然膨胀起来的巨型城市中的辛酸百态,他们的挣扎与悔恨所体现的一种道德反讽与关怀。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把与笛福同时的斯威夫特与其对举,引出18世纪英国最大的信用—人性危机——“南海泡沫”所揭示的一种工具理性指导下的一种“理性的非理性悖论”,及其所展示的荒诞与戏谑。第三章论述了理查逊书信体小说中展现出来的,中等阶层化的女性与旧贵族男性之间的“道德话语斗争”。在这理查逊特有的“场景式的小说叙事模式”中体现了人性与权力、理性与德性的张力。在这种拉锯之中彰显的社会暴力、理性暴力制造的“不合理”悲喜剧。也正是这些悲喜剧“陈述”了理查逊对社会道德改良的深思熟虑与良好愿望。第四章主要指出亨利·菲尔丁,作为理查逊的同台竞技者,采取的对理查逊提出了理性主义道德观的一种反拨姿态,菲尔丁以其世相小说之广阔视野,在“德性”这个显微镜下,审视了18世纪中期,从上至下各个阶层、各类人物所体现的道德形态。用其笔下“自然之子”,在理性的时代中发出了“德性”与“感性”的呼号,当然,他在高举情感主义大旗之时,亦认识到了天性理性,这种不同于笛福、理查逊的工具理性,对于易流于泛滥的情感道德的一种外在制约作用,指出正是“情感加理性”的“德性”,才是匡扶世风、医救人类的药方。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二至四章的关于作家文本论述过程中,论者并没有忽略社会历史背景的衍变,特别是哲学思想变动,在对应时代作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应有的深刻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