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型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面临一个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正处于一个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时期。正如Ingram& Silverman(2002)研究发现，企业制度环境直接影响着企业在制定、选择和实施战略及其在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的方向。国内学者王益民(2004)认为，企业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所处制度环境之中，因此企业的每一次战略选择都会受到特定制度框架中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战略发展与路径选择根植于组织所在的特定环境。毫无疑问，企业的技术环境对其自身发展和战略选择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组织嵌入到的特定的制度环境也无可否认地影响着组织的战略行为特质(Oliver，1997)。Goodstein(1994)的研究则更为深入，组织本身会依据其所具备或者控制的资源条件和激励因素，对来自组织所处环境所带来的制度性压力做出不同的战略反应。强调组织可以通过调整资源部署和选择相应战略来改变或者控制其所处的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基于企业和其所处制度环境的互动，我们有可能提出转型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如何选取相应战略实现良好的企业社会绩效。本研究用新的制度理论视角来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环境战略行为的特质及其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机制。　　基于上述对制度合法性和企业发展战略及企业社会绩效的认识和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企业不同的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绩效的不同纬度有什么内在作用机制？企业战略反应能否以及怎样在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当中起到中介作用？企业在面临不同的制度压力时会采取哪些战略反应？如果将这一课题与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结合在一块，该研究就会更有意义。发电行业是与我国的转型经济体制联系非常紧密的一个行业，本研究将结合发电行业特点，在制度理论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背景下，探讨我国发电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路径。　　本研究以我国发电行业中51家大型发电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分析、整理2004-2009年6年来各种统计资料，确立研究样本数据。在制度合法性的理论背景下，探讨了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战略反应及不同的制度压力与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环境战略反应在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首先，本研究通过阅读、分析、梳理国内外战略管理的制度观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及企业战略反应的大量文献，探讨了制度合法性、企业战略反应及企业社会绩效的内涵和测量维度。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制度合法性压力、企业环境战略反应及企业社会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据此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接着，本研究结合发电企业的行业特征，确立发电企业制度合法性压力的测量维度、企业环境战略反应的测量方法、以及企业社会绩效的测量维度，并据此通过内容分析方法等整理51家大型发电公司6年来的各种统计资料获取了研究样本数据。然后，通过STATA11.0和SPSS16.0统计软件分析样本数据，分析了政府政策、行业监管、客户要求、媒体舆论及社会公众五种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战略反应及企业社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1)政府政策和行业监管两个解释变量对企业社会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企业环境战略反应在这种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与发电企业有着密切联系，它们的政策引导和行业监管对发电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可持续发展行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获得来自政府的管制合法性地位，发电企业既主动迎合政府的政策要求和法律法规，又不得不采取行动应对行业监管。(2)企业客户要求对发电企业社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电力能源的价格受国家控制，电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不能通过市场机制传导。媒体舆论则对发电企业社会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在这种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的正是企业环境战略反应。发电企业面对来自媒体舆论的压力，一般会考虑采取调整企业战略行动以应对媒体舆论的压力导向。企业环境战略反应的中介效用没有得到验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民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对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监督力还比较薄弱。(3)企业的市场责任绩效和环境责任绩效主要由政府政策要求和行业监管约束共同决定，即政府政策和行业监管从经济以及社会型两个方面共同影响发电企业的市场责任绩效和环境责任绩效;企业的市场责任绩效和社会责任绩效主要由政府政策要求和媒体舆论共同决定;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和环境责任绩效主要由社会公众和客户要求共同决定的假设没有得到验证，这主要是由于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社会公众和客户要求无论是单独还是共同对发电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微乎其微。(4)企业感受到行业监管约束的压力越大，企业越容易采取消极妥协的环境战略反应，这说明电力监管部门作为强权部门，企业不得不采取行动以应对电力监管部门的检查;企业感受到媒体舆论的压力越大，企业越容易采取被动适应的环境战略反应;企业感受到客户要求的压力越大，企业越容易采取被动适应的环境战略反应;企业感受到政府政策要求的压力越大，企业越容易采取主动合作的环境战略反应的假设没有成立，这说明我国社会公众缺乏持续的、长期的监察和检举，致使发电企业部分满足社会公众的要求以平民怨，而不会采取重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迎合社会公众的要求。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立制度压力的测量维度。本研究根据制度的三个支柱来解读制度压力。对于管制类制度压力，本研究根据发电企业对比较宽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遵从和对国资委、电监会等强力的潜在制裁的反应两个方面，确立政府政策和行业监管测量维度;对于规范类制度压力，本研究结合发电企业所面临的规范合法性压力来源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确立从企业客户要求、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三个方面测量规范类制度压力　　2、企业环境战略反应中介变量的测量。前人研究在对战略选择变量测量时，一般都会用具体事件是否发生或者事件的发生次数来测量，如Walley&Whitehead(1994)在研究政府规制压力对控制污染性废弃物等进行成本投入的关系时是用具体事件测量企业战略。这种方法操作方便，能够快速测量企业战略选择变量，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反映企业有没有选择某一种战略，而对战略内容没有作出有效反应。本研究对发电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测量时，不仅仅考虑企业是否采取某种战略，还要考虑企业采取这种战略的程度。　　3、探讨不同的制度压力与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在探讨制度压力与企业社会绩效之间关系的同时，又更进一步分析不同维度的制度压力与不同维度的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即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政府政策、行业监管、客户要求、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与企业市场责任绩效、社会责任绩效和环境责任绩效之间的典型相关关系，这在现有研究中尚属首次。这对分析企业应该如何加强制度合法性管理以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4、本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揭示了不同维度的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战略反应二者之间的关系。企业在面对政府政策、行业监管、客户要求、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制度压力时，会根据压力不同而选择消极妥协、被动适应和主动合作的战略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制度压力对企业战略反应的内在作用机制，丰富了制度压力和企业战略反应之间的关系研究。　　5、本研究将企业战略反应纳入到模型之中，实证检验了“制度压力——战略反应——企业绩效”影响机制，探讨了企业战略反应的中介作用。即企业为了适应环境，确立合法性地位，会选择可持续的企业发展战略（例如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更换污染严重的老旧设备等），从而影响企业的社会绩效。在前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学者们主要关注制度合法性与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或者把制度合法性作为调节变量，而目前很少有学者考虑到企业高层的决策因素。本研究把企业的战略决策纳入到模型之中，分析企业战略反应的中介作用。　　由于本人的学术水平有限，研究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笔者在论文最后部分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在未来研究中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