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及其创始的泰州学派，在晚明东林学者与清初儒者的强烈批判下，深植人心的多是思想空疏、猖狂无忌、破坏名教、异端邪说等印象。二十世纪以降，思想家们在重新评估儒学传统的时代与学术吁求中，基于不同的研究视野，对王艮学说的内在义理与价值作出了重新反思与解读。大致说来，前辈们的研究成果普遍注意到了王艮思想中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新因素与理论风格，并将其或归之为自然人性论、或指出其学术的平民化特征，或与西方哲学相较而定位于启蒙思潮等。但是由于没有将其置于中国哲学史、儒学史的发展之背景下加以挖掘与探讨，因而大都存在着单向评述王艮思想的简单化倾向。主要表现为过于凸显王艮与传统儒学的断裂而忽视其与传统理学乃至传统儒学之间的内在关联；过于强调王艮学说的“异端”品格而没有意识到他并未跳出道德心性的论域；或将对整个泰州学派的笼统评判投射到王艮之学的论述中，从而无法切实地把握其学说的理论创见。由此，从儒学发展的大背景出发，结合王艮所处的历史境遇，研究王艮如何在理学论述系统内部通过对传统命题的阐释，将本属于精英“士”阶层的话语命题转移到普通百姓话语系统的层面上来，从而折射出儒学价值观念在平民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某些变迁则是本文所致力探索的重点。本文引言部分主要探讨王艮所处的时代与学术，从而彰显他所面对及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文章指出，明朝中后期，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升等经济生活的变迁引发了民间社会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其对传统价值观念与士阶层垄断学术话语之格局的冲击，以民间社会为关注点而倡导与之相应的学说义理则成为其时的时代要求。王阳明以良知取代天理，内涵着对主体性、个体性注重之向度，在明中叶道德心性领域程朱理学读书穷理、艰难为圣的迷霭中为普遍民众内在价值的尊重、圣贤人格的成就提供了思想契机。但他所关注的核心是对日渐僵化的理学的“补偏救弊”，是士阶层道德主体性的挺立与人格完善的问题，而没有真正地将普遍民众的个性觉醒与独立人格的成就作为其中心议题来发挥，亦不能真正地、现实地落实于民间社会中。阳明之后，在“一本万殊”的流派演变中，唯有王艮，积极回应上述的时代要求，将阳明处对世俗生活肯认的观点凸显出来，把关注点转向了民间社会，基于传统儒学的资源，提出了一套切近平民阶层的学术话语即“百姓日用之学”。王艮之学既是对时代课题的积极回应，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这是他特殊的成长经历所赋予的，故本文第一部分便着力探讨他成学的心路历程。王艮出身盐丁，因家贫只受了四年的童蒙教育。卑微的身份和学养的缺乏，使得王艮的从学道路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不同于一般的士林学人。期间，经历了买卖生意、习医、学儒以及自悟自得。二十九岁时因异梦体悟“万物一体”，王艮开始步入学术正途。先是自学苦读十年，三十八岁起师事王阳明前后共九年，此后便展开独立的自由讲学之生涯，从而创立泰州学派。文章指出，王艮在亲师阳明前，通过对儒学基本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就已初步形成了尊重人的尊严、化俗移风、以圣人自任的注重百姓日用的理念与实践。这一致思趋向在阳明“良知学”的提升下，获得了系统、理论化的阐发，形成了“百姓日用之学”的学理格局。在王门从学与讲学的过程中，他主要以“百姓日用”诠释良知，阐发“百姓日用即道”之旨。之后则在此百姓日用之本体视域下，详尽论证了对普通民众更具操作性的“安身立本”的达圣之方，并提出了淑世济民的出处之义。成圣的理想与探索、民间社会的关怀是王艮终其一生的追求。王艮心路历程既明，接下来便转入对王艮之学本身的全面探究。本文主要论述了他基于“百姓日用”的视野，在晚明民间社会主体意识觉醒的背景下，通过对儒学传统命题的重新诠释，在道体观、工夫论与人格理想等方面所展现的在理学话语系统内部具有平民化色彩的理论创见。本文第二部分指出王艮在继承阳明良知说的基础上，在“百姓日用”的视野下对本体作了重新解读。本文首先论述了王艮对阳明心性本体即“良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指出他通过对“天理”的界说、心性本体活泼自然之品格的论述以及以百姓日用常行对良知之自然流行的证成，凸显了阳明处良知现成的思想。并取消了阳明良知学“致”的工夫意义，而强调良知的自然发用。其中，就良知之用而言，百姓日用构成了良知现成、“易简”之旨的有力证明。基于此，王艮又肯定了百姓日常生活即是道的体现，这就将心性本体与生活世界融为一体，从而为民间生活提供了本体依据，拓展了心学的内在义理与发展方向。由此出发，王艮及其泰州后学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圣人观个体化、多样性的理路，使圣人有了更加现实化、个体化、凡常化的呈现。此外，文章指出，虽然王艮在心性本体上的推拓、对自然无执品格的强调确实为人的感性生命、自然欲求保留了空间，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取消道德理性在这一过程中的贯注。本文第三部分着力探讨王艮独特的达圣方式。文章首先论述了王艮视野下实然层面圣人与百姓之间的差异，即“百姓日用而不知”，指出这导出了王艮对“学”的注重。但王艮的“学”在“百姓日用”的涵摄下又有着新的内涵，故文章进而论述了他通过新解格物而提出的安身立本的为学路向。首先，王艮的格物论跳出了朱子阳明的物理心知之辨，以本末的视角开出了“吾身为本”的对责任主体的确认，将象山以来倡导的主体性之挺立的趋向充拓到了极致。其次，相应于其百姓日用的道体观，王艮扭转了宋明儒为学工夫的精神化与贵族化的路向，而以“安身立本”为工夫入路。这里，所谓的“身”已不仅指向了良知主宰下的涵具着道德理性的抽象的本质之我，而且亦指向了真实的个体化的生命存在。在王艮以身为本的思想中，不仅透显了王艮上承原始儒家“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个体生命的尊严，而且也进一步在为学路向上拉近了心性之学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就达圣路向而言，程朱理学倡导的读书穷理之路离百姓生活太远，只能成为士阶层的专属。阳明致良知的方式虽然简易直截，但亦不失人文化，与平民阶层也有隔阂。而王艮基于庶民儒者的身份与学识，通过重释“格物”延伸出“安身立本”的思想，为平民阶层的“优入圣域”提供了更为切己的路向。相应于在“百姓日用”视野下对宋明传统本体工夫的创造性诠释，王艮对理想人格之具体内涵又作了独特的理解，透显了一些反映民间主体意识、且明显有别于传统理学的人生态度，这是本文第四部分所重点探讨的内容。文章指出，王艮上承了儒家“万物一体”之情怀，并在身本论的诠释下，特别凸显了“我”的主体性与积极入世的精神，进而呈现了王艮独立自信与豪迈傲世的狂者性情。由此，他调整了儒学传统对“位”的理解，认为“位”已不是实现“万物一体之政”的必要条件。通过对“位”的有意忽略，王艮将济世实践之领域由庙堂转向了在野修身讲学。这便为平民阶层实践圣人情怀提供了切实的路径。在此基础上，王艮又立足于具体生存境遇的视角突出了圣人人格“智”的规定，恢复了原始儒家鲜活的人生智慧，其中所渗入的实用主义色彩也使其有别于阳明后学的其他流派。在对圣贤人格的追求中王艮亦以乐境为最终指向。但与阳明相比，他在百姓日用之学的视域下，赋予了乐之境以更为感性、现实的内涵。在探讨王艮之学丰富内容的基础上，本文第五部分总结了王艮之学的历史定位。文章从两方面对此作了阐述：其一，从阳明学内部来看，在将其与阳明、王畿思想对比的视野下，指出王艮虽然在理论上与阳明有异，但仍未脱离道德心性论的视域，并在此层面上展开平民化色彩的论述。与王畿主要沿着思辨性的路向发展了阳明学说不同，王艮以对世俗世界地位的提升使阳明学沿着感性、活泼的路向发展，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流弊；其二，从儒学义理之转向来看，首先，王艮以为圣人之道并未有超越于百姓日用的形上一面，将圣人观作了进一步的个体化、凡常化的处理，虽然相应于晚明个性觉醒的思潮，但在其后学那里圣人观则不免流于浅薄化；其次，王艮通过对“身”的凸显，以对形下生命的注重切实强调了人格的尊重、人之价值的肯认，从而为人之尊严、价值的挺立提供了新的诠释语境；最后，以人文教化为宗旨的儒学在王艮“百姓日用之学”的诠释下，将本属于士阶层的责任使命转移到平民阶层身上，施教的对象、施教的主体与施教的形式相应的发生了某些变化，开启了儒学民间化的转向。综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百姓日用之学”为切入点，在儒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昭显出王艮思想的独特理论创见。文章着重从王艮之学与以往儒学传统之间的内在衍化入手，指出王艮仍然在理学“成圣成贤”为终极旨归的路向上展开具有平民化色彩的学理建构，其中内涵了对人内在价值的注重和以百姓之身而求为帝者师、为天下万世师的生命期许；又将其从思想混杂的泰州学派中抽离出来，指出尽管他思想中的某些特质引发了后学“束书不观”、“蔑视权威”、“猖狂无忌”等流弊，但在王艮这里，却并为放弃对学的注重，依然有着道德理性的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