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蜀镜作为当时全国范围内非常有名望的区域性铜镜，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以汉代蜀镜为个案研究，在开篇绪论中首先梳理了选题背景及其学术价值。然后，对汉代蜀镜的发现与研究状况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与思考，并认为目前学术界尚未对汉代蜀镜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这里所说的汉代“蜀镜”是指由汉代成都或广汉等地铸造的铜镜，包括蜀地制作的具有中原或其它地区风格的铜镜和蜀地制作的具有明显地域风格的蜀式镜。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综合运用中国古典考古学、近现代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而且还借鉴了文献学、历史学、图像学、比较考古学(历史时期的文化因素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研究的思路是计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类型学、比较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等对不同阶段的汉代蜀镜类型进行推断、确认、分析及研究，从而勾勒出汉代蜀镜的发展历程，并弄清楚它们的管理与生产、流通与传播等基本情况，进而再现汉代蜀镜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在第一章中，笔者对汉代蜀镜的兴起阶段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首先检索到了一些四川地区出土的、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弦纹钮镜。由于它们的形制比较独特，且明显有别于同时期国内其它地区所铸造的铜镜，因而初步推测它们可能是汉代蜀地铸造的。其次重点考察了四川地区出土的西汉中期草叶纹镜的统一性和地域性，并认为其中具有明显地域性的草叶纹镜也应该是汉代蜀地铸造的。　　在第二章中，笔者对汉代蜀镜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首先全面地检索了具有产地铭文的蜀镜，并进行了类型学的分类及特征归纳。基本上弄清楚了东汉中期蜀镜铸造业所制作的铜镜类型，大致有四兽镜、环状乳神兽镜和变形四叶纹兽首镜等。然后重点考察了变形四叶纹兽首镜的发展脉络、特征及其相关问题。并认为它最先是从东汉中期的蜀镜中发展起来的，且由“尚方”监制、广汉郡承制，有着十分显著的纹饰特征和产地铭文。到了东汉晚期，它一方面存在“尚方”监制、广汉郡承制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存在官府监制私人承制的情形及私人铸造的事实。到了东汉末期，它不再出现于蜀镜铸造业当中。随后，还对蜀镜上的典型铭文“五月丙午(日)”和“天大赦”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在第三章中，笔者对汉代蜀镜的鼎盛阶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通过第二章有产地铭文蜀镜的考察，可以知道东汉晚期的蜀镜类型有方枚瑞兽镜、环状乳神兽镜、半圆方枚神兽镜、变形四叶夔凤镜、变形四叶纹兽首镜等。然而，本章考察的重点却是没有明确产地铭文的、四川地区出土的三段式神仙镜。首先，对它的命名和形制进行了严格的界定。然后，全面地梳理了它的发现与研究状况。接着，从国内出土的三段式神仙镜入手，进行了内外区图像的比较和考古类型学的分析，从而对国内出土三段式神仙镜的分区与类型、分期与年代、发展与演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四川出土的三段式神仙镜，还是陕西出土的三段式神仙镜，它们都有各自的区域特征，并且在各自的区域内出现了不同的型与式。然而，这些不同的型式除了与出土地域的不同有关以外，就是与它们各自铸造的年代有关。其次，重点考察了国内出土三段式神仙镜的具体产地，并推测其源产地。结果表明，四川出土的三段式神仙镜应该是汉代蜀地铸造的，是属于“蜀式”三段式神仙镜;陕西出土的三段式神仙镜应该是汉代长安铸造的，是属于“魏式”三段式神仙镜。只是，三段式神仙镜的源产地为蜀地的可能性最大。在此基础之上，还对日本出土的、传世或著录的三段式神仙镜的产地与年代进行了相应的推断或推测，并寻找出了哪些是属于“蜀式”三段式神仙镜，哪些是属于“魏式”三段式神仙镜，以此来佐证上述推断或推测，及弥补国内出土三段式神仙镜研究的不足之处。再次，以“蜀式”三段式神仙镜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区上、中、下三段的关键图像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结果表明，三段式神仙镜作为生活实用器物，其上、中、下三段的构图内容应该分别是“天界”、“仙界”和“人界”的表达。然后，再对上段图像中的“华盖”图像和“谒拜图像”、中段图像中的“东王公与西王母”图像和“天禄与辟邪”图像、下段图像中的缠绕神树图像和树下两侧人物图像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最后，对三段式神仙镜上的典型铭文进行了研究。其一是关于镜铭“九子”，取“蕃育之义”，是“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的表达。它可能是汉代谶书《焦氏易林》所载“九子”或皇室崇尚“九子”、“九子母”之风影响下的产物。其二是关于镜铭“其师命长”，应该是在具有产地铭文“广汉”和“广汉西蜀”的蜀镜中“师命长”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其中的“师”字，应该是指铸造铜镜的“镜师”，而并非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指蜀地“五斗米道”之教职人员。总体而言，四川三段式神仙镜铭文所反映的思想，主要还是当时流行的一些对自己及其家人和对国家、社会的美好愿望和祝福。　　在第四章中，笔者对汉代蜀镜的衰落阶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东汉末期及其以后所制作的铜镜数量比较少见，因而现有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即便如此，“章武元年二月”夔龙纹镜的出土表明它应该是出于当时刘备称帝的政治需要而提前精心设计、制作的。另外，绵阳西山崖墓三段式神仙镜的出土又表明汉代蜀镜铸造传统至少可以延续至六朝时期。　　在第五章中，笔者对汉代蜀镜的三个主要方面进行综述性的考察。首先，对汉代蜀镜的历史与地位进行了建构和还原，从而大致勾勒出了汉代蜀镜的发展脉络: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蜀地可能铸造了有地域特色的弦纹钮镜。到了西汉中期，蜀镜当中出现了仿制、且有地域风格的草叶纹镜。到了东汉中期，蜀镜铸造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创制了四兽镜、环状乳神兽镜、变形四叶纹兽首镜等镜类。到了东汉晚期，蜀镜铸造业更加兴盛，所制作的铜镜种类更为丰富，已发现新创制的铜镜类型有方枚瑞兽镜、环状乳神兽镜、半圆方枚神兽镜、变形四叶夔凤镜、变形四叶纹兽首镜、三段式神仙镜等六种。到了东汉末期，蜀镜铸造业逐渐衰退，所铸造铜镜的数量相当少。仅发现蜀汉刘备称帝于成都前两个月所铸造的夔龙纹镜。并且，汉代三段式神仙镜的铸镜传统延续到了六朝时期，影响到了六朝时期西山三段式神仙镜的制作。其次，对汉代蜀镜的管理与生产进行了考察。汉代蜀镜及其铸造业经历了一个由私营转向官营，然后官营与私营并存，最后逐渐被私营所取代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在东汉中期以前蜀镜及其铸造业基本上是处于私营状态，并未由中央王朝政府直接管理，其生产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只是，到了东汉中期，中央王朝政府才将其纳入管理范围之内，所制作的铜镜有着严格的程序和标准。甚至，部分铜镜(例如变形四叶纹兽首镜)在中央王朝政府管理之下，还一直延续到了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但是，与此同时(东汉中期以后)，蜀地的官营手工业已经逐渐衰退，而私营手工业却迅速兴盛，使得蜀地的铜镜铸造业被部分地掌控在地方豪强之下，明显具有私营手工业的性质。这一时期制作的新兴镜型——“蜀式”三段式神仙镜，便是其最好的证明。汉代末期及其以后，蜀地私营铸镜业一直存在，并延续到了六朝时期。最后，对汉代蜀镜的流通与传播情况进行了考察。汉代蜀镜在初始制作阶段有一定地域风格，但是并未对外形成影响。到西汉中期时，还借鉴了其它地区铜镜制作的风格和经验，并制作了与其它地区相似的草叶纹镜，然而仍没有对外形成影响。到了东汉中期，蜀镜铸造业逐渐成了中央王朝政府管理体制下的官营手工业，并成为了当时全国范围内比较有名的铜镜铸造中心。在这一时期，蜀地制作的独具特色的四兽镜、环状乳神兽镜、变形四叶纹兽首镜等流通或传播到了蜀地以外的其它地区，并对其它地区的铜镜制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了东汉晚期，在蜀地铸造的铜镜类型中，环状乳神兽镜、半圆方枚神兽镜、方枚瑞兽镜、变形四叶纹兽首镜和三段式神仙镜等都对其它地区的铜镜制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蜀地新创制的、独具特色的三段式神仙镜对长安地区的铜镜制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形制的铜镜通过长安地区仿制的铜镜流通到了境外日本等地，成为了汉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材料之一。再到汉末三国时期，蜀地制作的形制和铭文都比较独特的夔龙纹镜流通到了甘肃汉阳郡，更是当时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反映。　　最后，结语部分是对本论文主要内容和思路的概括，以及汉代蜀镜个案研究的反思，从而形成对汉代蜀镜的一个初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