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印堂是抗战前后的著名地理学家。他早年在燕京大学学习，后留学英国，奠定了扎实的地理学基础。回国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为中国地理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为我国边疆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学科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到1946年，张印堂开始将他的研究视角投向了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研究了国家观念对于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性，成为我国研究近代政治地理的第一批学者。他从人口过剩、人口移动和粮食供需三个角度研究中国人口地理，预言了中国实行节育政策和移民垦荒的重要性。他把地理学上“因地制宜”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边疆军事的研究，得出地理环境对国防安全的重要影响。他把地理学的理论运用于边疆经济的研究，得出人类活动必须在适应地理环境的基础上克服地理限制和发挥地理优势，才能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从国家危亡的高度，论证了边疆与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提升了边疆地理的学科地位。他从国防安全和地理基础的角度出发，研究国都选址问题，提出并论证了北平和武汉是战后中国首都的最佳位置。他从关注国情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的地理教育问题，指出地理教育对于国民培养的重要意义。　　 西南联大期间，张印堂对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边疆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尤其是对滇西地区的经济地理考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西方地理学方法对云南西部地区的综合考察。在《滇西经济地理》一书中，他从农业、工商业以及滇缅沿边社会问题等方面，阐明了滇西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论证了滇缅铁路的修筑对滇西经济乃至全国安危的重大价值，同时也为边疆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作出了典范。此外，张印堂对西南边疆的自然地理、种族地理和文化地理也有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为研究经济地理服务的。　　 总的来看，张印堂的研究体现了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深切关注。他论证了边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国家生存发展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鉴于西南边疆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张印堂从适应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证了边疆经济开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