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月刊》作为体现了创造社方向转换的重要刊物,承载了创造社对文学梦的追寻,实践着同人们对无产阶级文学道路的构想。创造社于1928年前后在革命和文学歧路上的坚定、犹疑、对自我的否定和对革命的无比热情,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作为这一时期唯一的文艺刊物,《创造月刊》有着太多的矛盾,她在极力宣扬革命的同时还依旧刊载以唯美感伤为主调的象征主义作品;她在攻击鲁迅的同时也批评着郭沫若“留声机器”的革命解读;创造社为了表现自我而选择了革命,却荒谬地走向了对自我生命感受的疏离,她压抑着别人亦最终导致了自我的异化……同人们在1926—1929《创造月刊》时期的不同选择,昭示着创造社由青年文化向中年文化转换过程中的微妙心境。本文尝试从1926年到1929年的时间维度,剖析活跃于《创造月刊》上的郁达夫、穆木天、冯乃超等诸多人物在创造社转向中的不同选择,通过月刊所登载文章的变化,编辑者对文章的编排,和同一作者在这一时期文风的变化,围绕《创造月刊》的内容流变、革命文学论争双方不同的态度,立足于“青年文化”的理论基点分析创造社发展演变的根本动因,揭示出创造社文化特征的转换中的两种分化,其主要的关注点包括:1、以《创造月刊》的编后语为突破口,通过比较郁达夫、冯乃超等各期编辑者不同的文学主张体察解释刊物的流变2、以《过去》为切入点,通过分析郁达夫在小说叙事空间所展现的心境变化,揭示创造社文化特征转换的过程和特点。3、通过剖析穆木天的文学观对内外生命的解读,并围绕创造社与鲁迅之间的革命文学论争,深入阐释了创造社文化特征转换时期《创造月刊》的两种倾向和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