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贫困与环境问题也成为全球性问题：行为主体间的持续不平等促成的累积性贫困令人不安；全球变暖、物种灭绝等词汇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出现的频度与日俱增。本文意在对贫困与环境退化问题的深刻关注。由于主观价值论和以收入作为不平等的衡量指标的方法存在分析的弊端,本文依据阿马蒂亚·森的权利方法,并结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2005)的分类方法,使用扩展的“权利”这种客观指标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进行数理分析：(1)行为主体因为权利占有的不平等,一方面会导致行为主体间的异质性和按权力加权的社会决策规则：另一方面,行为主体会对其不同权利进行优化配置,这将在社会财产权利的再分配中促使不平等持续和贫困不断累积,并以死亡赔偿金标准的确立为例论述权利不平等条件下贫困的累积机制。(2)市场体制不仅使行为主体间产生分化和由此决定的不同行为主体的行为能力的差距,致使人们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富者(国)比贫者(国)富得更快；在社会成本的承担上,则至少平均地承担。 本文从历史的视域利用国内外数据,讨论了不平等条件下贫困与环境退化的态势及其内在的相关性；并以亚马逊森林遭到持续性严重的损毁为例,指出了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私有财产的悲剧,揭示了纯粹产权论对于环境退化的扼制所存在的不足。论文还对政府在对造成环境退化的外部性的干预的效率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政企在行为能力上的差距导致干预效率非最优的特征;而在国际范围内,又由于类似政府的权威的缺失则是世界环境持续退化的重要因素。本文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含义是,单凭贫者与富者的无限期界重复博弈,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并不会形成一个用以解决两者间的不平等和贫困与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均衡解；人们包括政府或者权威,需要不同形式不同层次地反不平等,虽然这在以私有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显得异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