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前,云南地区社会经济一直落后于内地,但是,当地早有开发矿产的传统。清代以后,云南地方因矿产的开发——尤其是铜矿资源的大规模开采而兴盛,人口密度增加,经济逐渐繁荣。乾隆年间,云南铜矿业发展迅猛,产量大幅度提高,相关记载和研究成果丰富。与此相对的是,学术界对康熙、雍正年间云南矿业研究相对较少,但这一时期,奠定了云南铜矿业发展的关键。康熙时期,云南铜矿业的开发政策经历了从“听民开采”到“放本收铜”的转变,铜矿的经营权也从当地商民之手转为国家控制,激化了社会矛盾,因而酿成严重后果。雍正初,针对康熙后期铜政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治理,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收铜价格过低、管理僵化等问题。雍正中期以后,逐步恢复了放本收铜的政策。康雍时期云南铜矿业的发展和繁荣,得益于当时朝廷内外多重因素。一方面,清初社会稳定,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导致市场对铜钱的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日本开始逐渐限制本国铜材外流,这进一步增强了清廷对铜材需求的紧迫性。朝廷为了解决铜材的缺乏,做了多方面努力,首先,康熙帝和雍正帝均对洋铜贸易的维持做了努力,为寻找新铜源,朝廷放宽政策,鼓励商民到周边国家购铜;其次,康熙帝时就开始节铜,至雍正帝时,禁铜政策极为严厉;最后,清廷对铜材的输出做了严格限制,阻止铜的外流。在洋铜贸易、禁铜、节铜政策和控制外流没有奏效的前提下,云南铜矿业加速发展。康雍年间的云南铜矿业,是清廷经济维持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得到了清廷决策者的重视。云南地区铜产量的迅速增加,确保了清廷铸局鼓铸铜币量的稳定,维持了市场上铜钱币值的稳定,使清廷从危机中解脱出来,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善了当地原始的交通运输条件。但是,当地环境在铜矿工业开发过程中遭到破坏,而基层从业人员的生存条件和健康状况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相应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