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时期贵族马车驾马数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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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两周时期贵族马车驾马数问题。该课题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车马文化在周代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周代礼仪文化的核心是车马舆服制度,而舆服等级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是体现在对贵族马车驾马数的限定上,它关乎到礼仪文化、等级制度、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是其物化表现。故而两周时期贵族马车驾马数问题,是周代礼制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课题之一。  其二,迄今为止,传世文献对此问题的记载、历代学者的研究以及大量考古发现之间仍然存在诸多不相吻合之处:先秦文献记载既零星、散乱又相互矛盾,前人的研究歧义迭出,其立论的前提也尚待进一步辨别分析。尤其是前人研究最关注的“天子驾数”问题,目前还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  本文的首要目标,是对两周时期礼制与实际使用中的各级贵族马车驾马数进行较全面的探讨。希望通过文献、考古和历史学的视野,本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原则,先进行各个等级的分层次研究,再从宏观上把握贵族马车驾马问题在两周礼制中的地位,探索贵族社会的驾马观念。以驾马问题为切入点,考察两周社会用车礼俗的若干方面。同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廓清历史上有关驾马等级的纷争,理出考古所见与礼书记载的差异,找出有关驾马问题研究歧义迭出的症结所在。  全文以各级贵族的驾马数为主线,兼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些礼俗问题。  焦点之一是对天子驾数的考辨。古往今来,“天子驾数”是两周驾马数中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分歧也很大。所以首先厘清先儒的主要观点和分歧,对前人长期纠缠不清的资料进行辨析,结合近年来出土的有关资料,对“驾六”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笔者认为,周代确实存在少量“驾六”现象,但并非天子之礼。天子至大夫各个等级都存在驾乘六马的现象;它出现于“周之季世”,而不是通行于整个两周时期。这说明“六马之驾”仅仅是礼制崩坏过程中的一些个别现象,并不是一种制度,更不是周代礼制规定的“天子之驾”。  在此基础上,对前人的“天子驾六”、“天子驾四”、“盛则驾六,常则驾四”、“主车驾六、副车驾四”等观点逐一分析,由于迄今考古学界对周天子墓葬尚未有最终确认,有少数曾被认为可能与天子有关的墓葬出土的车马配置也以一车四马为主,文献所载皆天子四马,所以目前只能认定两周的天子所乘是四马之驾。天子驾车是否也存在着盛与常、主车与从车的区别,还有待于新出土资料的进一步论证。  焦点之二是对一马、三马驾车问题的探索。《王度记》说“大夫驾三”、“庶人驾一”,历来对此问题的见解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部分人拥护《王度记》的说法,大多对此则持否定态度。但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却多次见到了一马、三马的实物资料,对此问题如何理解?它与两周驾马礼俗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文中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一马驾车和三马驾车问题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认为一马驾车是不存在的,庶人日常乘车的文献和考古例证都是在东周时期,并且是二马之车;三马驾车是周代贵族礼仪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它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赠“左骖”习俗关系密切。但与《王度记》所言的贵族驾马等级礼制没有关系,也不是大夫驾乘之礼。鉴于“左骖”问题与“三马驾车”这一特殊现象的关系,文中也对“两周贵族交往中的左骖”进行了浅析。  焦点之三是对两周时期贵族独辀马车驾马常制的探讨。在对文献资料爬梳整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地下车马实物材料,分析并认为:两周时期的贵族马车驾马礼俗既不像《王度记》记载的车马配置那么复杂,也不像古《毛诗》派所说“天子至大夫同驾四”、惟“士驾二”那么简略。各级贵族的驾马等级主要是体现在礼仪场合,一般来说,礼仪场合“驾四”、日常生活中“驾二”。诸侯、卿等高级贵族“驾四”的情况相对较多,而士人乃至大夫驾挽四马的机会较少。从整个周代社会而言,“驾二”是主流现象。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主车与从车的驾马似乎也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表现的不像“盛”与“常”的区别那样充分。此外也对战车的驾马数以及“革车不用牝马”、贵族驾马的“齐色”等问题进行了辨析。  当然,两周前期和后期的贵族驾马也是有所不同的。西周时期以“驾二马”为常制无疑,东周时期“驾四”的比例高于西周。通过对金文所载车马情况的比勘,发现周代前后不同时期车马计量单位的变化——早期称为“两”(辆)、后期则称“乘”,可知驾马数增加的趋势在西周中后期就开始了。但是直至战国,也没有形成质的变化,“驾二”仍是整个贵族社会的驾马常制。  在对两周贵族驾马数的综合考察过程中,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资料之间的确实存在诸多不相吻合之处,体会到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提法迄今仍具相当学术价值。以本文的个案为例,“古史”不仅仅是由传说“层累地造成的”,还有东周时代的思想家及其以后的经学家对古史的研究、损益。因此在古史研究中不能将“二重证法”简单化、或者机械理解,在运用“二重证法”的过程中,对“古代典籍的真伪和时代作全面深入的考辨”仍然非常必要的。所以文中对在古史研究中如何运用“二重证法”的问题也进行了粗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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