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信息的传输更为高效,同时,各种网络服务层出不穷,这些都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与此同时,犯罪行为也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越发隐蔽、越发猖獗,借助于网络技术手段,犯罪行为手段多样化,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显然,向犯罪行为提供网络技术服务,以帮助犯罪的实施,这样的帮助行为应当得到严惩。但是若网络技术服务的提供面向不特定多数人,本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营行为,只是在这其中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那么这种具有中立性的、本身无害的帮助行为,是否能和传统的帮助行为作同等对待?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重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空间特殊性和中立性往往在行为的定性过程中被忽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业务经营性质的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在客观上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若服务提供商具有认识可能性,则按照传统的帮助犯理论认定为相应犯罪的帮助犯,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后,这一行为往往被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空间中的中立帮助行为不进行处罚上的限制,势必不利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刑法应当在打击网络犯罪和保障网络技术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因此,本文将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从原因出发探讨解决问题的应对措施。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这一部分是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基本含义进行梳理,第一节是界定中立帮助行为,并分析其行为类型,第二节是界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并梳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特殊性;第二部分即第二章,这一部分是探讨我国刑法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立场,第一节是梳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立场在理论上的争议,包括全面处罚和限制处罚的争议、限制处罚的内部争议,第二节是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刑法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所采取的立场,分析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转折点的立场转变,阐述现今我国刑法采取了限制处罚的立场;第三部分即第三章,这一部分是分析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司法现状,第一节是通过案例梳理司法实践问题,第二节是分析问题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入罪思维的深入和对刑法处罚立场的不明确两方面;第四部分是第四章,这一部分是针对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途径,主要从不作为与作为两方面分别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进行界定,前者从信息网络管理义务的角度进行界定,主要是明确该义务的具体内容,该义务具体指配合义务和有限的主动审查义务,后者则提出限制处罚的标准,该标准分为确定的认识和不确定的不认识两种情况,确定的认识情况下,行为原则上可罚,例外的是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不确定的认识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可罚,例外的是出现犯罪倾向的强烈表露,同时对标准在实践中的运用进行分析,进一步论证限制处罚标准的实践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