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尤其是在面临苏联的扩张主义威胁条件下，中美两国逐渐摒弃前嫌，开始改善双边关系以应对共同威胁。但是，在长达20年的对峙状态下，中美两国政府都互不承认对方的政治合法性，两国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双方都缺乏沟通的渠道来消除猜疑，达成共识。于是，从1969年到1972年，中美之间经过一系列低成本信号的传递表明己方的善意和期望缓和双边关系的意愿。基辛格1971年7月秘密访问北京，促成了尼克松1972年访华，借此中美之间达成上海公报并建立联络处，实现了双边关系的缓和。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权力结构变化会自动转变为国家政策变化和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忽视了政策调整过程本身。本文强调从敌对走向缓和不仅需要成熟的国际条件，同样也需要审慎的外交缓和过程。而在实现外交缓和的过程中，信号传递是重要的手段。1969年至1972年中美关系的缓和是国际关系中因国际环境和双边通过信号传递实现从对峙走向缓和的典型案例。在这一过程中，由美国首先采用的信号传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从信号传递的视角对中美这一缓和进程进行解读并由此探究低成本信号在这一进程中是怎样发挥以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的。在1969至1972年中美两国谋取缓和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低成本信号的采用不仅促进了整个缓和进程的顺利开展，而且使整个缓和进程在面临国际环境中的突发事件时不至于倒退。通过对1969-1972年中美缓和进程整个过程中低成本信号运用的梳理发现，低成本信号在整个缓和进程中发挥的是一种协调作用。由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低成本信号本身的属性以及中美双方的互动特征，低成本信号的运用既可以传达己方的善意信息，而无需承担过高的政治风险，成功促进了中美缓和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