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县级行政长官改称县知事,县知事群体异常混杂,既有延任的清朝官吏,又有在革命中崛起的新进少年,甚至“胥隶、棍徒、走卒”等也纷纷在政体变更中担任县知事官职,基层吏治日益败坏,“较晚清为尤甚也”。部分违法知事甚至与同级、上级部门发生冲突,引起省和中央的普遍不满。这时直隶都督冯国璋率领各省擅自越权制定了“考试府、厅、州、县、县官暂行办法”,极大地刺痛了袁世凯政府维持中央权威的内心,为“正本清源”,澄清吏治,也为加强中央集权,县知事试验正式提上了袁世凯政府的日程。试验可谓民国袁世凯政府的一件大事。它改变了清朝通过科举考试统一选拔文官,再依据一定标准向符合条件的人实授州县官官职的传统做法,实行针对县知事的职位特征进行专门考试来选拔县知事的制度,这是中国选官制度史上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知事试验还是现代文官考试的首次尝试,它为袁世凯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务员考试都提供了制度资源;袁世凯政府也利用知事试验举办之机,加强了对县知事群体的考核、奖惩等管理力度;随着知事试验的举行,县知事群体不断重组与嬗变,他们一改清知县清净无为之风,转而追求有为而治,并逐步向“治官之官”转变。由于知事试验制度在制定与执行上存在巨大漏洞,致使试验举办时间过于操切,取录人员过多,仕途异常拥挤;在分发任用环节,各省在任用考试合格知事时存在抵触情绪,试验取录的大量候补知事任职无望,为谋官职,官场形成奔进之风,吏治更为窳败;四届试验通过的保荐免试人数远远高于经考试合格录取的人数,保荐之滥成为众矢之的,政府“澄清吏治”的初衷与事实间产生巨大背离。四届知事试验既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建设性举措”,又广受非议。知事试验在取录县知事总人数、知事任期时间、保荐免试制度等方面的措施是清朝传统做法的延续,其实质是袁世凯政府在新制度缺失、失灵、执行中不作为等情况下,自然向传统的归依。知事试验中考生、候补知事、报界人士等均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试验,他们对试验充满期望,但又屡屡失望,民国初年民众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政府制度变迁的速度和政府的操纵能力,进步与相对停滞的矛盾激化至一定程度时,必然造成社会动荡,“正本清源”的知事试验因此反而成为袁世凯政府最终垮台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