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是人的一项基本需要，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同时，它又不仅仅是人类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场所，更是安全和有尊严地居于某处的权利。因此，“适足住房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维护和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表现。根据联合国《第四号一般性意见:适足住房权》的规定，住房权主要包括:(a)使用权的法律保障;(b)服务、材料、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提供;(c)力所能及;(d)乐舍安居;(e)住房机会;(f)居住地点;(g)适当的文化环境。　　本文根据《第四号一般性意见》的规定，对作为人权的住房权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在对其有了一般性理解的基础之上，笔者进而探讨了当代中国公民住房权的权利发展过程，以更深入的了解中国的住房权利概况。在我国，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住房改革，体现了从政策到法律，从福利到权利的成长过程。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住房分配制度。国家不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并通过赎买私房将住房国有化，而房屋此时是作为一种福利，由单位分配给其职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导下，国家逐步开始对住房制度实行了商品化改革。从1980年以后，国务院密集的发布了一系列促进公房私有化，以及房地产市场活跃发展的政策措施，极大程度的促进了住房市场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市场不规范，投资规模失控等不合理的问题。于是国家开始重视和培育规范的住房交易市场，在1995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管理法》等一些法律法规，开始运用、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调控房地产业，标志着我国住房制度进入了法治化的进程。中国公民的住房财产权和住房不受侵犯权等相关的权利相继得到承认和保护。但是由于国家在房产市场上的功利主义立场，过度地注意住房的经济功能，而忽视了其保障功能，导致了住房结构的错位，住房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中低收入的弱势群体成了房产泡沫中的受害者。因此为解决这一问题，廉租房制度应运而生。　　文章在前文介绍的基础之上，进而对作为公民住房权保障与实现方式的廉租房制度现状做了介绍。廉租房，在西方发达国家又被称为公共住房。因为面对战后大量的住房短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就运用了公共住房来解决住房这一社会问题，因此为我国的廉租房建设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模式。目前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廉租房体系。主要是针对低收入群体，通过采取租赁补贴、实物配租和租金核减三种方式为其提供住房保障。但是由于法律的缺失和政策保障的不足，廉租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不仅没能实现其保障和实现公民住房权的初衷，反而与其产生了悖离，成为了权利实现的屏障。　　本文进而阐释了廉租房是在哪几个方面成为住房权的屏障，并对廉租房制度的实施结果与设计初衷发生背离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首先，居民无法选择廉租房的住址，只能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侵害了弱势群体自由选择住房的权利;其次，廉租房建址集中，因为群体具有同质性，因此容易形成“贫穷的堡垒”;第三，廉租住房保障标准单一，只重视住房面积的保障，而忽视了住房条件、基本设施等保障标准，导致现有的廉租住房条件难以满足权利实现的需求;最后，由于现有的廉租房保障范围过于狭窄，各地方的规定均是“双困户”，甚至异化成“优抚对象”、“劳模”，从而构建了大量的社会“夹心层”群体。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廉租房制度建立在“生存”的逻辑基础之上，而非“生活”的逻辑;同时，政府公共意识的缺失使其以一个“经济人”的理性行事，追求财政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国，廉租房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采用的是慈善性福利的话语而非权利福利的话语，在慈善福利的话语当中，对公民住房权的保障被看做是出于人道和宽容的表示，而非应该给予满足的需求;此外，还有一些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利益，为“权力寻租”寻求可能。　　综上所述，要完善作为当代中国公民住房权保障制度的廉租房制度，就要强调廉租房制度的人权内核，并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建设，为住房保障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意识，坚持公共住房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