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明权发端于大陆法系的德国,是法院以澄清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和案件事实为目的,而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等诉讼行为加以指导的一项实质的诉讼指挥权。它的出现源于某些诉讼价值观和基本诉讼原则,根植于特定的诉讼机制背景,即民事诉讼应普遍遵循的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原理,致力于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追求实质正义与程序正当的统一,避免“突袭裁判”,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兼顾诉讼效率的提高,实质上成为平衡民事诉讼诸价值需要的一种精巧的制度装置,在采纳辩论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享有“保护当事人权利的大宪章”的美誉。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传统文化、固有的争端解决方式及苏联民事诉讼体制、理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赋予法院以较强的职权,未建立起约束性辩论原则及处分主义原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政治体制、国民的社会意识和法律观念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和促进了民事诉讼机制作出相应的调整,法院逐渐放弃了以往的包办制,淡化以往的职权主义色彩,尊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还当事人以本应承担的查明案件事实的权能,专致于诉讼指挥,在审判方式的改革中实现角色的转换。释明的理念与规范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司法解释及地方性司法文件中已有初步体现,释明制度已初具雏形,但尚待进一步科学化与体系化。当前亟待明确释明的具体对象、阶段、界限及方式,构建释明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强对法官的释明培训,提高法官对释明制度的驾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