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唐末五代的晋梁之争作为专题研究对象。 唐末五代的晋梁之争(884-923年)，是影响唐末五代政局的重要历史事件，前后凡四十年，双方均历经父子两代，相持时间长，地域跨度广，牵扯人物与事件众多，其间又与唐末和五代之初的政治斗争、藩镇割据以及晋梁双方内部叛乱和契丹外部干预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头绪纷繁，错综复杂，一直是唐末五代历史研究的难点和薄弱环节之一。 本篇论文由导言、进程研究和总论三部分组成。 本文从原始资料入手，通过梳理和比对研究各种文献记载，试图厘清晋梁之争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把握双方力量消长和攻守形势变化的节奏，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历史进程提出了自己的分期方法。本文总论部分，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分析和揭示了前期梁强晋弱，后期晋强梁弱的总体特征，以及造成这种局面的各种因素。 本文认为晋梁之争四十年，大致以908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大的时期。 前期，从884年上源驿事件开始，到908年李克用去世结束，总体特征为梁强晋弱，朱全忠处于优势，李克用处于劣势。前期又以897年徐、兖、郓之战结束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第一阶段，从884年上源驿事件到897年徐兖郓之战。晋梁双方分别在大河南北发展，一度势均力敌。晋方的主要根据地在河东(治晋阳)，势力范围伸展到河中与河北，并多次短暂进入关中和徐、兖、郓地区；梁方的主要根据地在宣武(治汴州)，势力范围扩展到河阳、淮西和徐、兖、郓等整个河南地区，逐渐控制河朔魏博地区，短暂进入过泽潞地区。这一阶段，晋梁之间的直接冲突主要集中在徐、兖、郓一带，最后以晋的失利和梁方在徐、兖、郓争夺的完全胜利告终； 前期第二阶段，从897年徐兖郓之战，到908年李克用去世。朱全忠开始大举进入河北、河中、河东以及关中地区，晋梁之争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原属于晋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结果易定(治定州)和成德(治镇州)两镇与河中、泽潞和关中大部先后归梁，其中901年、902年梁军两度兵临晋方的大本营晋阳城下，李克用被压制在河东一隅，不敢与梁军争锋，朱全忠的势力发展到顶点。随后数年晋方处于梁的封锁包围之中，军事上陷入低潮，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后期，从908年李存勖继位，到923年晋灭梁，总体特征为晋强梁弱，晋方转守为攻，处于优势，梁则每况愈下。后期又以917年晋夺取黄河重要渡口杨刘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期第一阶段，从908年李存勖继位到917年晋夺取杨刘。在908年李克用去世后，新继位的李存勖，以奇袭战术大破围困潞州的梁军，成功遏制梁军的高压态势，逐步扭转晋军的劣势地位。在911年柏乡大战之后，晋军撕开梁军以太行山为主要依托的封锁线，转入全面反攻，战事主要在太行山以东的河朔地区进行，梁晋两军为争夺这一地区展开激烈拉锯战，915年魏博归晋之后，整个河北逐渐落入晋方手中。 后期第二阶段，从917年晋夺取杨刘，正式揭开夹河大战的序幕，到923年晋夺取大梁。这一阶段的主战场在黄河一线。李存勖以太原为战略大后方，以魏博为前进基地，向山东、河南沿河一线大举进攻，梁军则沿黄河一线部署防守反击，梁晋两军围绕沿河重要渡口展开激烈争夺，长期相持拉锯，互有胜负。其间契丹多次内犯及晋的内部叛乱，对晋夹河作战造成很大牵制。直至923年，李存勖采取长途奔袭战术，一举攻克汴梁，梁群龙无首，不战而降。晋梁之争以晋方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 本文认为，在晋梁正统之争中，无论是沙陀人还是汉人，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代，对沙陀政权正统性的政治与文化认同都超越了对种族差异的关注。在旷日持久的晋梁之争中，最终晋胜梁败，有诸多原因，如双方政治策略的得失，军事战略战术的得失，双方领袖人物个人素质与军事才能的优劣，用人得失，双方高层将领的团结配合，双方物质和军事力量的综合保障，双方地理与地缘条件的优劣，双方合纵连衡、争取与国的外交策略得失，等等。总的来看，在以上这些方面，双方各有优劣，互有得失，且前后发生很大转化。前期梁占据一定优势，后期晋占据了一定优势。 在政治策略上，双方开始都打出尊王的旗号，极力利用唐室的余威，扩大各自的政治声望与影响，为自身的发展制造声势。前期朱全忠以勤王之名招降平叛、扩张地盘，特别是在解救昭宗于凤翔之后，曾经到达自己政治声望的顶点。但在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洛阳，并弑君篡代之后，他不仅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伐叛的政治优势，而且陷自己于不义，为其政敌提供了匡复唐室、分庭抗礼的口实，把宝贵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晋方反而以正统自居，以复兴唐室为号召，赢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支持。随后晋梁双方军事形势的演变和转化皆与此有一定关系。 在军事战略、战术上，前期梁方按照先南后北，先东后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指导思想，先稳定河南、夺取山东，以此作为稳固的大后方，然后北取河北，西进河中、关中，围困河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发展到顶点，李克用则往来征战，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消耗巨大，逐渐在军事上完全陷于劣势。进入后期以后，晋方则以潞州等战略要地的争夺为契机，抓住战机，全面转入攻势，先取河北，鏖战黄河，伺机突破。在战术上，晋方的奇袭战术频频奏效，扭转军事劣势的潞州之战和灭梁之战，均是采取长途奔袭战术大获成功的杰出战例。而后期梁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则频频失误。 在双方领袖人物的个人政治素质和军事指挥能力以及内部团结和用人上，前期朱全忠在政治和军事智谋上比李克用略胜一筹，同时梁军内部也较为团结，晋军则发生了李存孝与李存信之间的严重内讧，大大削弱了晋的实力。进入后期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的军事谋略与指挥才能不逊于朱全忠，更远超出朱全忠的继任者朱友贞。这是晋胜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晋军的内部团结较好，而梁军高层却一再发生严重内讧和叛乱，极大削弱了梁的实力。在用人上，梁的失误则明显多于晋方，特别是在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战略性战役中，如潞州、柏乡、夹河等战役中，梁方均发生了严重的用人失误。 在人口、地盘以及军队数量和物质保障等综合战争实力对比上，晋梁双方前后均有一个消长变化的过程。前期梁地广人众，梁控制的范围、人口和军队数量均大大超过晋方，一度占有绝对优势。进入后期之后，晋逐渐缩小了与梁的实力差距，基本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在物质保障上，晋梁双方均有成功的经营，从而有力支持了长期的战争进程。然而进入后期战略决战前夕，晋梁双方的物质储备，均已在长期相持中消耗殆尽，后勤保障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这也是促使晋梁双方孤注一掷，寻求速战速决的重要原因。 在地理条件上，晋方占有明显的优势，其核心地区河东表里山河，山环水绕，太原城墙坚固高大，易守难攻，进可攻退可守，故能在前期梁军两度兵临城下，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以大难不死，渡过难关。相比之下，梁的核心地区河南一带，大都是一马平川，历来是四战之地。在晋梁之争前期，当梁占有河北、河中，将晋压逼围困在太行山以西，处于军事上升时期时，这种劣势尚不明显，但在后期晋军转入战略反攻，特别是河北尽失之后，除了北部的大河之外，已基本无险可守，一旦黄河防线失守或者遇到强敌突袭，其都城汴梁即直接暴露于对手的致命威胁之下。这也是导致梁最终灭亡的原因之一。 在合纵连衡、争取与国上，前期梁方以尊王为号召，招降平叛，曾频频奏效。但是在朱全忠弑君篡代之后，则树敌过多。晋方却以兴复为号召，在争取与国上得到了更多实际或道义的支持。在前期晋最为困难的时刻，淮南、关中、幽沧等对梁的牵制，都大大减轻了晋的军事压力，为其赢得了聚积力量，东山再起的宝贵时机。在后期转入战略反攻之后，晋更与镇、定双方缔结了稳固的军事同盟，初步改变了晋梁之间的力量对比，对战胜梁军意义重大。总的来看，进入后期，晋在争取与国上比梁略胜一筹。然而，梁晋双方在争取契丹作为外援上均未取得成功。特别在晋梁之争后期，晋因契丹骚扰后方，屡屡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梁却始终没有尽力联结契丹，远交近攻，牵制晋的后方，以减轻正面的军事压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策略和军事战略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