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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金融产品的日新月异使居民投资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广，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不仅在家庭资产总量中的份额越来越高，而且在整个国家金融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虽然宏观经济不断进步，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但是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都普遍存在股市“有限参与”的现象。针对股市“有限参与”的现象，国内外很多学者开始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家庭股市参与情况来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已经有很多学者放宽了经典投资理论中的严格假设条件，研究并证实了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比如性别、教育水平、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家庭人口规模以及就业状况等都可能影响个人或家庭的资产组合。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发现家庭对未来规划的时间长度、遗赠动机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资产结构。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股市“有限参与”之谜。受困于国内微观数据的缺乏，针对这方面的研究，国内没有国外丰富。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健康角度出发，研究健康状况与家庭股票资产之间的关系。具体从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出发，并对健康状况进行了虚拟设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来分析健康对股市参与的作用。在数据来源方面，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2011年的统计数据为本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本文的思路以总结-分析-实证-总结为线索。被解释变量选择了股市参与概率和股市参与比重，关注变量选择健康状况，其他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教育水平、年龄、年龄的平方、房产占比、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总资产规模、婚姻状况、农村、性别等，运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展开问题、解决问题、提出建议。
首先，文章总结了国内外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对家庭金融的研究进行了一个梳理，重点对股市有限参与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介绍。通过回顾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提出现实与理论预测存在显著的差异，对股市有限参与现象进行分析。针对股市有限参与的现象，本文梳理了国内外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的解释，如人力资本、交易摩擦、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并总结了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关于健康因素与股市有限参与相关的文献和结论。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甚少，文章在参考了国外相关的研究之后，借鉴他们的思路再结合国内的研究成果，从健康角度对其展开了论述。首先提出自己的假设:健康确实影响股市参与，然后再通过实证去验证假设，最后得出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其次，文章阐述了我国金融资产配置状况，包括金融资产总量以及金融资产的结构，家庭股票投资状况。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金融资产总量在不断增加，金融资产结构仍然以储蓄存款为主，其他风险较高的资产持有率仍然较低。另外从持有股票账户的家庭来看，股票持有支数仍然较少，平均每家持有1-2支股票。接着，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公布的2011年的数据，直观地对各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从统计图像看教育年限、参保情况、风险态度、家庭资产规模以及收入水平与股市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年龄与股市参与之间的走势图呈现倒“U”型。另外还发现2011年我国股市参与率为8.82％，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我国教育普及程度仍然较低，根据统计结果发现，大多数处于初中文化水平;受传统观念和消费观念的影响，我国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较强;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金融意识更加薄弱。
接着进入了文章的核心环节-实证部分。通过采用2011年CHFS调查报告中8438个样本数据，构建了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针对家庭股市参与的行为，本文具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家庭是否持有股票资产账户，即股票参与几率问题，由于这一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运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二是家庭持有的股票资产持有比重，即股票参与的深度问题，由于考虑到截断数据的存在，运用了Tobit模型进行回归。文章采用了两个指标，分别是股票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股票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为了更加证实健康状况对股票持有比重的影响，本文在进行Tobit模型回归时，还引入了0LS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论证，使得健康因素更加具有说服力。在这部分还探讨了健康的影响机制问题，具体来说在Tobit模型中分别加入了表示风险态度的变量和参保情况的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一，健康状况对家庭是否意愿持有股票账户的决策影响不明显，说明家庭在决定是否持有股票账户时，健康不是特别重要的考虑因素;二，当家庭持有股票以后，健康因素对股票持有比重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健康状况越差的家庭，持有股票资产在其家庭总资产以及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越低;三，健康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风险态度和参保情况对股票持有深度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健康状况越差，家里面临的各项支出增多，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增加，从而影响资产组合，如果家庭参加了医疗保险，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健康风险，降低健康风险对股票投资的抑制。
最后，对文章进行总结。针对实证结果，总结文章结论，分别从提高教育水平、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高收入水平以及建立正确导向的金融体系四个角度出发，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供参考和借鉴。
整篇文章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丰富了股市参与的理论，进一步加强对健康因素的关注;在现实意义上，通过研究健康与股市参与之间的关系，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已经有很多学者放宽了经典投资理论中的严格假设条件，研究并证实了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比如性别、教育水平、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家庭人口规模以及就业状况等都可能影响个人或家庭的资产组合。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发现家庭对未来规划的时间长度、遗赠动机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资产结构。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股市“有限参与”之谜。受困于国内微观数据的缺乏，针对这方面的研究，国内没有国外丰富。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健康角度出发，研究健康状况与家庭股票资产之间的关系。具体从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出发，并对健康状况进行了虚拟设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来分析健康对股市参与的作用。在数据来源方面，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2011年的统计数据为本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本文的思路以总结-分析-实证-总结为线索。被解释变量选择了股市参与概率和股市参与比重，关注变量选择健康状况，其他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教育水平、年龄、年龄的平方、房产占比、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总资产规模、婚姻状况、农村、性别等，运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展开问题、解决问题、提出建议。
首先，文章总结了国内外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对家庭金融的研究进行了一个梳理，重点对股市有限参与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介绍。通过回顾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提出现实与理论预测存在显著的差异，对股市有限参与现象进行分析。针对股市有限参与的现象，本文梳理了国内外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的解释，如人力资本、交易摩擦、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并总结了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关于健康因素与股市有限参与相关的文献和结论。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甚少，文章在参考了国外相关的研究之后，借鉴他们的思路再结合国内的研究成果，从健康角度对其展开了论述。首先提出自己的假设:健康确实影响股市参与，然后再通过实证去验证假设，最后得出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其次，文章阐述了我国金融资产配置状况，包括金融资产总量以及金融资产的结构，家庭股票投资状况。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金融资产总量在不断增加，金融资产结构仍然以储蓄存款为主，其他风险较高的资产持有率仍然较低。另外从持有股票账户的家庭来看，股票持有支数仍然较少，平均每家持有1-2支股票。接着，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公布的2011年的数据，直观地对各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从统计图像看教育年限、参保情况、风险态度、家庭资产规模以及收入水平与股市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年龄与股市参与之间的走势图呈现倒“U”型。另外还发现2011年我国股市参与率为8.82％，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我国教育普及程度仍然较低，根据统计结果发现，大多数处于初中文化水平;受传统观念和消费观念的影响，我国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较强;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金融意识更加薄弱。
接着进入了文章的核心环节-实证部分。通过采用2011年CHFS调查报告中8438个样本数据，构建了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针对家庭股市参与的行为，本文具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家庭是否持有股票资产账户，即股票参与几率问题，由于这一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运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二是家庭持有的股票资产持有比重，即股票参与的深度问题，由于考虑到截断数据的存在，运用了Tobit模型进行回归。文章采用了两个指标，分别是股票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股票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为了更加证实健康状况对股票持有比重的影响，本文在进行Tobit模型回归时，还引入了0LS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论证，使得健康因素更加具有说服力。在这部分还探讨了健康的影响机制问题，具体来说在Tobit模型中分别加入了表示风险态度的变量和参保情况的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一，健康状况对家庭是否意愿持有股票账户的决策影响不明显，说明家庭在决定是否持有股票账户时，健康不是特别重要的考虑因素;二，当家庭持有股票以后，健康因素对股票持有比重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健康状况越差的家庭，持有股票资产在其家庭总资产以及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越低;三，健康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风险态度和参保情况对股票持有深度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健康状况越差，家里面临的各项支出增多，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增加，从而影响资产组合，如果家庭参加了医疗保险，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健康风险，降低健康风险对股票投资的抑制。
最后，对文章进行总结。针对实证结果，总结文章结论，分别从提高教育水平、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高收入水平以及建立正确导向的金融体系四个角度出发，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供参考和借鉴。
整篇文章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丰富了股市参与的理论，进一步加强对健康因素的关注;在现实意义上，通过研究健康与股市参与之间的关系，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