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经历了社会、政体的大转型。其间，以严复、林纾、梁启超为代表的当时中国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西学翻译是不可或缺的促动因素之一。该时期的翻译作品从数量、内容多样性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等方面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因而该时期的翻译当之无愧地居于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为数不多的翻译高潮之列。然而，以往对该时期翻译所做的研究多在传统的翻译理论框架内进行，过于关注译作与原作微观层面上的语义对等。该时期的译者及其译作因不忠实于原著而屡遭诟病。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文化操控学派改写理论的推进，翻译被置于更为广阔多元的研究环境中，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视角转向社会文化视角；从原语为中心的方法转向目标语为中心的方法。改写理论为清末民初西学翻译之研究拓展了新视域、提供了新平台。基于改写理论，本文从社会文化视角用描述性方法以该时期翻译领军人物严复、林纾、梁启超的翻译为例，重新审视和分析该时期的翻译，探讨和论证主流意识形态与翻译相互制约影响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翻译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与制约。意识形态支配着译者对原语文本的选择：严复选择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林纾选择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梁启超主要选择政治小说。同时，意识形态支配着译者对翻译方法策略的选择与运用：具体而言，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严复运用“达旨”法；林纾运用“讹”的译法；梁启超运用“转译”及“豪杰译”的方法。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省略简化原文本中的描述性段落；承袭古汉语及沿用章回体；遵循目标语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另一方面，通过翻译这一社会活动，翻译作品中所传达的崭新的先进政治思潮、文化观念和文学观点要素，反过来挑战、冲击以至颠覆目标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翻译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反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