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介的社会影响研究成为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在新媒介研究多元化的趋势下，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现状，从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角度、从微观层面解读新媒介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以新媒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为基础，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通过对中国七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15-59岁年龄段的常住居民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考察了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对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横向和纵向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其作用方式。既有的理论认为，新媒介的使用可以促使社会结构出现横向扩张，表现在个人生活层面，是网络化个人主义的兴起，即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出现了超越物理时空限制的、以自身为中心节点的、发散式的趋势。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本研究以新媒介普及程度相对较高的我国大城市为焦点，研究了在目前的新媒介技术推广水平上，手机和互联网对社会关系网络变化产生的影响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新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以新媒介的采用为前提，因此其影响强度和机制具有人口统计特征差异，这是对既有新媒介与社会关系研究理论的有益扩充，且符合我国当前的媒介技术环境现状。　　 在研究中发现，手机和互联网对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广度扩张具有显著的意义，但作用不尽相同。其中，手机有助于人们维系广泛的社会关系，手机传播网络内的社会关系数量呈现出较高的规模；在个人对个人的社会互动交往模式下，互联网对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QQ的使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在虚拟空间得到了扩充。首先，新媒介采用具有特定的人口特征鸿沟，其中尤以互联网采用的人口特征差异更为显著。这些都影响着新媒介对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横向扩张的作用强度。其次，即使在新媒介使用者内部，新媒介传播网络的广度也存在着人口统计学差异，其中手机传播网络由于与现实生活层面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吻合，因此手机维系的社会关系规模与先在的性别、受教育水平、个人月收入因素都有联系；与此相对应，互联网个人对个人的传播网络所维系的社会关系规模出现了显著的模式变化，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因素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取而代之的是年龄和婚姻状态差异。这说明，互联网对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张具有更强的颠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跨越社会现实的阶层差异，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由于互联网个人对个人传播工具的采用本身出现了群体分化，因此，这种超越社会现实阶层差异的改变又被限定到一定的水平下，是一种有条件的超越。　　 在研究中，还探讨了新媒介在维系不同社会关系的使用频率水平，这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和重心相关。从总体上讲，手机表现出了对强关系（父母一子女关系、夫妻或同居恋人、非婚姻状态下的亲密关系、关系亲近的朋友）的普遍性偏好，同时，手机在发展以一般的朋友为代表的弱关系上，呈现出积极的作用。互联网对强关系的偏好呈现出不完整性，特别是家庭关系维系相对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较低，而互联网在维系社会弱关系（一般的朋友或网友）上，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一方面，手机比互联网倾向于维系个人的核心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手机的强关系倾向并不是绝对的，互联网也并不具有绝对的弱关系倾向，前者对于特定社会弱关系、后者对于亲密关系和好朋友为代表的强关系，同样起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　　 如果对各种社会关系的交往频率水平以及新媒介在建构和发展各种社会关系的使用频率水平进行横向比较，会看到，新媒介对传统社会交往模式（如面对面交往）的影响、新媒介可能存在的对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强关系的负面冲击，与社会关系的具体类型相关，呈现出分层作用的模式。新媒介对社会关系网络中最核心的关系（如核心家庭关系）的全方位交往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讲，新媒介对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的弱化趋势影响表现在次一级强度的社会关系上（如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邻里等）。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同样存在着人口统计特征差异。　　 在此基础上，本论文补充了对新媒介融合趋势下拍照手机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的定性研究，增加了关于手机对社会关系网络作用的研究的思路，并以此为例，说明新媒介技术融合趋势下，需要不断结合新的技术使用特征来对其影响进行不断的扩充。　　 总之，新媒介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是复杂且深远的，对于借助新媒介实现了身体延伸的社会个体而言，新媒介技术时代意味着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中的多元选择性和个人主义特征，这些微观层面的变化最终反映了全球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