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证是银行界与商业界为解决国际商事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冲突而发展起来的国际结算工具，是国际金融法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独立抽象原则是信用证得以存在和发展并发挥着无法取代作用之奥妙所在，是信用证支付制度的基石和支柱。它确立了开证行兑付信用证下相符单据的绝对责任，它禁止以单据不符以外的抗辩拒付。它要求坚持这一原则不可动摇，不允许有任何例外的绝对性。 在信用证的实践中，也正是基于这一绝对性原则，才使信用证欺诈如此泛滥，使该原则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人们开始怀疑信用证制度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面对如此泛滥的信用证欺诈，如何在不破坏信用证机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平衡当事方的利益，使信用证支付制度更有效安全的发挥作用，UCP500把这一问题留给各国的国内法加以解决。 各国(特别在英美国家)在信用证欺诈的司法实践中，在坚持独立抽象原则的基础上，为平衡当事方的利益，保护受害人及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及“欺诈使一切无效原则”等理论为基础，为UCP500支付制度更有效安全的发展，创造了例外原则。建立起一套相应的救济制度，赋予信用证欺诈的受害人以司法救济。允许在欺诈情况下的例外，以弥补信用证的不足。欺诈的例外并不是在任何欺诈的情况下都排除独立抽象原则的适用，只有欺诈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银行才享有拒付的权利和法院以禁令的方式排除该原则的适用。 事先预防是对信用证欺诈的最有效防范手段，而非事后补救。但信用证欺诈往往是防不胜防。对已实施的信用证欺诈，在欺诈结果尚未产生时，受欺诈人可请求法院发布禁令强制银行拒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在信用证欺诈结果发生以后，受欺诈人只能依据买卖合同向欺诈人行使其它救济措施。 多年来，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一直处于不断摸索中。迄今为止，我国未以立法方式对涉及信用证欺诈问题作出专门的规定。尽管我国法院在信用证交易及欺诈问题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既坚持信用证独立性抽象原则，又允许例外并持谨慎的态度去严格审核欺诈的存在，在法定的条件和程序上实施各种救济措施，以维护该制度的正常进行。但是现实的司法实践比较复杂，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