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义务教育，幼儿教育的发展面临着道路选择上的两难困境：立足于公平的“穷国办大教育”，会进一步激化教育需求和供给的矛盾；而着眼于效率，将教育推向市场，则难以保障儿童公平的受教育权。在我国，政府投入幼儿教育的经费非常有限。但面对有限的资源，一方面是幼教经费总体上的极度匮乏，另一方面却是拿着幼教经费的少数公立幼儿园的无度或非正常使用——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共存，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此外，一方面是享受着财政资助的人往往最不需要资助，另一方面却是真正需要资助的弱势群体难以获得财政资助——资源配置公平性不足，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不协调。如果说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受国家经济实力的制约而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的话，那么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则是实现教育资源内涵式增长的现实选择。在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引下，我国政府对幼儿教育的投资需要在兼顾效率和公平方面寻找改善的策略。着眼于改善政府投资教育的低效率以及不公状况，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的创想——不同于政府将教育经费直接拨付给学校的传统做法，政府将教育经费通过教育券的方式拨付给家长，由家长持券选择学校，而学校则通过收取教育券从家长那儿“贏得”教育经费。教育券被弗里德曼提出后，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公共教育改革和教育投资政策。由是，基于寻求策略以改善我国政府投资幼儿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状况之初衷，论文锁定教育券理论及其在幼儿教育领域的政策实践。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1)对教育券理论的系统研究。考察了教育券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理论基础，分析了教育券的内涵、思想内核和关键要素。(2)对国内外幼教券政策的文献与实证研究。对美国、英国、中国台湾的幼儿教育券政策实施的背景、政策方案和实施成效进行了文献研究；对中国浙江镇海区幼教券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全面调查了镇海幼教券政策出台背景、政策方案，并通过问卷和访谈对幼教券实施成效进行了政策评估研究。(3)最后，通过比较和分析，综合教育券理论以及幼教券政策的研究，探求对我国政府投资幼儿教育的启示。经过对教育券理论和幼教券政策的研究，论文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教育券政策方案设计可以兼顾公平和效率。教育券的公平因素主要体现在：(1)教育资源配置的人均公平；(2)对弱势群体是否有额外的增补；(3)教育资源配置的学校公平。教育券在效率方面的作用主要通过两条途径：(1)对于教育质量的规制要得力(包括质量标准的制定与监控两个方面)；(2)赋予家长的教育选择权要足够激起园所之间有效的竞争。2．教育券的原理是通过赋予家长选择权引入市场机制，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弗里德曼教育券的实质思想内核是：政府资助教育但不必经营学校，即要求政府从教育的微观管理中脱离出来，最终指向建立接近完全竞争的民营教育市场。就笔者考察的四个国家/地区实施的幼教券政策而言，虽然根据各自政策问题不同，方案设计或偏重效率或偏重公平，但都只是借用了教育券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的原理，通过运用教育券的政策工具(财务、管制、支持服务)赋予家长不同程度的教育选择权，从而局部地部分地引入市场机制，改善财政资源配置状况。3．各国幼教券政策在提升教育质量上作用不明显。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实施有限制的教育券政策未能激起园所间有效的竞争——并非所有的竞争都会引起质量的提高，竞争只有在一个关键值范围内才能引起质量的提高。二是因为教育券政策在设计和执行中对教育质量的规制不力。因此，教育券对质量的规制是否得力，以及赋予家长的选择权能否激起园所间有效的竞争是影响教育质量提升的两个要素。4．教育券除了在兼顾公平和效率方面的作用以外，还有利于解决因家庭经济能力所限产生的教育问题，并且具有“重视幼儿教育”的积极政策导向作用，有利于提升社会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促进幼儿教育地位的提升以及专业化的发展。5．论文在总结四个国家/地区幼教券实施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政策隐喻，为我国实施幼教券政策提供了政策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