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矛盾：东部沿海依赖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过分依靠中美共生（Chimerica）解决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双过剩的发展路径面临困境；日趋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与趋于枯竭的人口红利共同加速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的消失。在这矛盾凸显的背景下，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必将迎来深刻调整。这一调整的本质是生产力的空间运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力的向内陆运动将是调整的基本方向。在生产力向内陆运动过程中，如何实现潜在生产能力向现实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尤为关键。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东部率先发展为主心，积极向东出海，开拓欧美市场来扩大外需继而转化生产力的道路已经受阻，需要寻找新的外延空间。本文选择从西面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外延经济空间，通过西向拓展来解决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双过剩问题。“西向拓展”有别于传统的“西向开放”，“拓展”包含着二重内涵：拓展强调的是更积极的姿态主动向外走，扩大外延空间；同时拓展能够促进自我发展，对自身能力有所提升。也就是西向拓展不仅为我国拓宽经济空间，还要能够切实带动我国西部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明确西向拓展内涵和现实基础可能性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战略的具体目标，再基于战略现阶段形成前的现状、条件、基础以及困境分析，提出西向拓展战略的总体思路。即坚持服务西部，先在西部建立拓展基地，以产业资本输出为优先，充分打开中亚市场。再逐步通过向中亚投资，绕开贸易壁垒，拓展独联体国家；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建设经济通道，实现通过中亚连通世界。并在总体思路指导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西向拓展战略实施的战略空间；运用产业结构差异测度和灰色关联综合评价选择西向拓展战略实施的战略产业。最后提出保障战略实施的对策建议。综合本文的研究，得出主要结论：第一，无论是从区域发展格局的要求，还是现阶段的内生与派生需要、环境状况和自身能力看，西向拓展是具有很高可行程度的。第二，中方与中亚五国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单向贸易依赖与明显的贸易互补，表现为中亚国家对我国进口的依赖程度大于我国对中亚国家的进口依赖。第三，中方与中亚各国还基本不存在产业内贸易的情况，这表明中方与中亚五国间的对外需求重叠性很小，适宜采用产业分工协作。第四，将新疆作为西向拓展战略空间的“前沿阵地”，重庆、四川与陕西作为战略空间后方中心，内蒙古作为战略空间副中心。第五，把食品、石油加工（特别是燃料）、钢铁、日用品、纺织品、药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和建材等产业作为西向拓展的优先战略产业。将电力通讯业、交通运输服务业以及金融服务业作为西向拓展的未来适时的战略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