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岁月长河中,东西方世界各诞生了一位独具个性的女性作家,她们是张爱玲(1920-1995)和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她们生活在相同的时代,拥有相似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尽管两位女作家平生素昧相识,写作却让她们在文字中相遇,让她们成为二十世纪文坛沃土中长出的一对并蒂双生花。时至今日,这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相提并论的话题。两位作家的作品的若干相通之处中,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即是“母亲”这一形象从传统的无私伟大变成了各种丑态百出的“异化形象”。“异化”在其荒诞的外表下,隐藏着内在的合理因素,使其批判意义更加深刻和凝重。本文试图分析“异化的母亲”,比较两位女性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分析这种异化的形成原因,并探讨其在作品中特殊的表现方式,以此说明这种母爱异化对女性的伤害。“金钱”是造成异化的母亲形象的第一个因素。我们将分析张爱玲和杜拉斯二人笔下的母亲形象是如何因为金钱而异化的:其中我们将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探讨女性因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所带来的行事方式的功利原则以及两性在金钱面前的不平等对女性造成的妖魔化,最后一节我们将通过金钱的象征,即服饰话语的变化来挖掘两位作家是如何表现这种异化的,其中服饰和其颜色的变化正是母亲形象异化的一种外化表现形式。“不正常的情欲”是造成二人笔下异化的母亲形象的第二个因素。这一章我们将运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女性主义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爱与欲的压抑和情欲的爆发对于母亲形象的影响。此章第三节将分析两位作者选取了什么样的意象和隐喻来表达无爱的世界,我们将用到关于意象的理论来分析中西方两位作家笔下意象选择的不同以及其意象选择背后的深意。“男权社会”作为社会因素,是异化的第三个原因。“母亲”在两位作家的笔下,既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也是男权社会的同盟者,她们在双重标准的男权社会中处于边缘人的身份,但是一旦攫取到一点权力,她们转身就对自己的子女,特别是女儿进行压迫,使得一代代人陷入轮回怪圈:因为女儿就是未来的母亲,女儿们在这种压迫下进行了各自的选择,有的重复当年母亲的道路,有的侥幸逃脱这样的命运,但是心理上的阴影终身存在。本章第三节,我们将分析两位作家通过异化的母亲形象之外,解构男权的另一种方式,即丑化其文本中出现的男性形象或是父亲形象的缺失。我们通过分析张爱玲和杜拉斯笔下的异化的母亲形象,探讨母亲形象异化的原因和小说中的表现方式,分析母爱缺失对两位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从多方面展现出了母爱异化对女性的伤害。尽管两位作家相隔千里之外,但阅读她们的作品,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两颗受伤心灵的呐喊,是共同的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压抑的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