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中国妇女大解放的世纪，也是女性文学崛起的世纪。20世纪的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留下大量作品，也为人留下许多谜．她生于二十年代，四十年代崛起成名，在九十年代的文坛再掀波澜．她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是充满浪漫色彩的一生．她总是把自己幽闭在公寓和书本里，置身在一切潮流之外；当她孤寂辞世时，既不是以妻子也不是以母亲的身份，而仅仅是以一个女人、一个普通女作家的身份，这也注定她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匆匆的过客——是一位让人无法释怀的过客。她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死去，然而她的文字却一次又一次地在人们的生活中掀起波澜。张爱玲以其凄艳的笔调，诡异的意象，独特的人生体验，为世人留下作品．她仗着女性的直感和她善悟的聪颖，以独特的手法，运用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交融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写出了由男性作导演的女性生存状态，并通过她们的缺乏独立意识的卑弱的表现，让人看到这些可悲女子陷于用金钱编织的罗网而不能自拔的命运，让人透过传奇性的故事看到世态的炎凉，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　　她所出的时代是价值冲突的时代，她有着深刻的觉醒意识．在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与个人存在价值的探索中，她是大无畏的，也是痛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女性“人”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当女作家思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境况时，她们开始摆脱封建传统观念强加给她们的思维方式，挣脱“他者”话语的束缚，试图以“我”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可以说，在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首先是通过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方式来加以体现的。“五四”女性小说一开始就表现了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点，当男作家在时代的大潮中极力捕捉社会的种种问题时，女作家却更倾注于女性个人的真实、复杂的心理感受。女作家们及时地把握住历史赐予的最佳时机，他们从长期被压<WP=40>抑、迫害的境地中冲出，迫不及待地抒发“自我”，控诉封建旧礼教的罪恶。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表现自我的欲望如同刚开闸的潮水，急不可耐地奔涌出来，但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都缺乏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而当时文坛表现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的题材、主题已经十分流行，因此女作家所面临的是用什么样的文体、从什么角度来表现的问题。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女作家们最初并不善于自我表现，因而女作家“追随日记和回忆录的作者的早期传统”，从“女性局部经历中取材”，从身边事实中取材，使其创作“带有自传性质”。“五四”女作家向“自我”的内转，正说明了她们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自省，应该说是女性文学的进步，她们开发出了一个特殊的领地．张爱玲也象“五四”以来的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选择了自传性的文体来进行真正女性写作的艺术尝试，从张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对人性中自私、冷漠、残酷的揭示，有她自己生活经历的现实基础，但这个现实是在她“主观放大镜”下的现实，有别人达不到的深度，也有难以避免的偏颇。从她作品中人物内心的体验，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内心体验；从她对人物的剖析，能看出她的主观色彩与自己生活经历的投影。关于人生的思考，两性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等问题，张爱玲以自身的体验在作品中做出了回答。　　　张爱玲家族无可挽回的衰落使她对世事无常有了深切的体认，并形成了异常独特的感知方式，她总是能够敏锐的捕捉到蕴含在寻常事物里的荒凉和破败． 她对女性灵魂的审视与理想世界的追寻是一贯的．她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与女性出路的思考是深刻的．张爱玲的作品从女性角色的历史深处去审视女性灵魂，一部《传奇》揭开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女性人物画卷，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女性—一特别是从封建旧家庭里走出来的女性—一在现代社会里的困惑、挣扎乃至屈辱的沉沦。 张爱玲对女性弹奏的是悲悯与痛惜的音调，对她笔下的女人自身的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进行人性探视。她把女性放在世俗人生此<WP=41>岸，而不是理想世界彼岸，让她们于人生荧屏前敞开没有一个“完好”的灵魂，展露她们各个不同的缺陷和变异，意在启示人们懂得：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不去剔除积存在深层意识中的锈斑，带着一颗扭曲的灵魂，不去改变已经长期习惯了的性格的平庸，也就没有独立人格的追求、没有本体素质的提高，女性就无法解放自己，也无法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诞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女性文学中的新女性们，呼唤的是“个性解放”的口号。在冰心、丁玲等女作家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对女性自我位置和价值的追寻是何等的艰难！冰心讴歌伟大无私的母爱，把它视为女性价值的最高体现，但是“母亲”恰恰是男权中心文化派定给妇女的最基本的角色，她并不能构成女性本位价值的源泉。事实上，对母爱的讴歌只是在男权中心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女性的价值体认方式之一，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根本上则还是一种无意识的妥协，无怪乎冰心吟唱的母爱颂会很快地被男性主流文化所接纳。丁玲笔下的莎菲标示着另一种价值指向，这类女性彻底地抛弃了男权中心文化为妇女制定的传统角色模式，以其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