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社会”这一概念出自现代化学说中较为激进的依附理论，依附论学者借用了拉美结构主义理论中的“中心—外围”架构，认为战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对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中心而言，处于不平等的依附地位，属于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长期欠发达或低度发达的主要因素。因此，“边缘”这一概念与结构主义中“外围”概念在含义上是一致的。拉美各国在独立之初，出于对欧洲先进文化和发达的物质文明的推崇和羡慕，各国的上层人物把欧美发达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家，企望以此也能实现“秩序”与“进步”，并获得发达的地位。从19世纪中期起，拉美各国先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至今13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外向型发展模式。虽然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无一可称得上发达国家，与欧美发达的工业化“中心”相比，二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因此，拉美仍然是一个欠发达的发展中地区，尽管拉丁美洲人认为自己属于“西方”。拉美国家发展模式经历了一个“外向—内向—外向”的过程，被人们称为“钟摆”现象，每种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缺少抑制发展模式走向极端的制度性体系，因而最终都归于断裂或失败。关于拉美国家发展模式的断裂或失败及拉美欠发达的原因，多数学者往往将其归结为政策的混乱与失败，这只是看到表面现象，拉美发展模式的问题是深层次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从拉美发展模式的历史选择过程来看，它是一种典型的模仿性制度变迁道路，具有明显的模仿性、依附性和分裂性，从而一方面造成了拉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结构的二元化，另一方面使拉美形成了僵化的制度安排和脆弱的制度创新体系。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工业化进程开始较早的地区，却至今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对拉美工业化进程中发展模式及其演变过程的考察，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拉美发展困境的原因，另一方面对我国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