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迅速调整、利益格局快速变化、社会体制不断面临新情况等都使得民众诉求较既往强烈。容易被掌握、匿名审查少、传播扩散快的微博被网民当成表达诉求、参与舆情事件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微博舆情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遵循的并非理性逻辑,而是情感的逻辑。舆情事件发生后,用户情绪化的表达,使得情绪得以持续和强化,形成具有群体性压力的公共情绪,并在传播中推动用户的认知向某个焦点集中,触发群体非理性行为。加之媒体的追问、用户的围观、网络推手的炒作等极易使得单独的事件演变为相关部门的信任危机。由此,微博公共情绪传播及其管理成为舆情研究的重要议题。论文以情绪心理学为视角借鉴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对这一议题进行研究。着重研究微博公共情绪传播的内外动因、主体及网络、社会效应、如何管理的内容。微博公共情绪传播动因方面,将微博公共情绪传播视为集群行为,借鉴“价值累加理论”解释行为的动因。由于我国微博集群行为更具“情感”范式,情感除了是社会结构的非理性分泌物外,还是建构集群行为的理性选择,故而诠释也糅合群体情绪的因素。研究发现社会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使得公共情绪传播有着随时可征用的情感资源,并通过群体心理机制得以固化。触发性事件发生后,网络推手通过愤怒、悲情、戏谑等动员策略撩动公众潜藏的情感,将陌生用户凝聚为“情感共同体”助推事件由个体转向公众、局部事件转为全民性事件,形成舆情风暴。微博公共情绪传播以三低人群为主,加之微博匿名性、开放性等特点,使得其中情绪与现实情绪相比有所偏差,更为肆意、激烈,且具有底层民粹化的倾向。微博公共情绪传播网络方面,强连接与大量弱连接的叠加效用,实现着各圈层内外部的多级传播,循环往复下公共情绪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得到指数级增长,在群体趋同与从众心理影响下,用户的意见与行为也趋向一致。基于利缘、趣缘、业缘等形成的不同团体能够在其中恣意追随事件、表达诉求、释放情绪,网络舆情的“啸聚”现象由此而生。微博公共情绪传播对社会治理产生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其有助于进行舆论监督、促进事件解决、缓解社会压力,另一方面却也有着诸如助长社会负性心态、诱发微博情感暴力、滋长网络民粹主义、微博舆论审判等负面影响。如何趋利避害对其有效管理是当前网络管理的重要内容。微博公共情绪传播管理方面,公共情绪是舆情的前期形态,有关部门主要是通过舆情事件的有效应对来消解其中的负性公共情绪。“一案三制”式事件应急治理也使得公众聚焦的某一事件常能及时解决,负性公共情绪也得以一时消散。然而同类事件隔三差五又浮出水面,消解着民众对有关部门的信心。此外,有关部门对公共情绪的疏导刚性有余、韧性不足,常态的平台主体责任制及用户言行审查、追查等对负性情绪的管理效果并不明显。针对微博公共情绪传播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研究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认识到当前微博负性公共情绪主要是现代化转型中阶段性的孪生情绪,从根本上化解就需要以社会治理为抓手,从源头上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其次,当前舆情管理重事件应对轻情绪疏导,这与微博舆情是典型的情绪性舆情并不契合。因此,微博舆情引导中应加强对公共情绪的疏导;再次,平台应将信息内容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一方面依法规行事不偏不倚,另一方面应注重平台的公共性扩大民众参与管理;最后,提升用户群体的新媒介素养是微博公共情绪传播管理的基础。理论上应更新媒介素养理念,实践上应着力构建新媒体素养的多方教育体系及分类教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