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莲·海尔曼是美国二十世纪杰出的戏剧家之一。作为女性的她尤其关注女性角色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她的大多数作品都表达了对女性生活状态的担忧。通过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海尔曼三部戏剧《童时》、《小狐狸》和《阁楼上的玩具》中的女性角色，本文揭示了女性在父权压迫下自我加害的表现及原因，同时也探讨了海尔曼就女性如何取得平等和解放所提出的见解，给现代读者一些启示。本论文认为女性的自我加害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首先，女性角色陷入了身份危机，拥有双重身份。结合波伏娃“女人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形成”这一女性主义观点，本论文得出这种身份双重性源自于女性角色的追求和她们作为女性本性之间的矛盾。她们追求成功的事业和同性的爱（如玛莎·多比），追求经济平等（如里贾纳），追求男性角色的爱和依赖（如卡丽和安娜），但是作为女性，她们无法挣脱传统的束缚，也无法摆脱对自身身份的自卑认识，因而最终成为受害者。其次，女性角色患上失语的症状，在父权面前失去了说话的权力。以克里斯蒂娃的时间女性主义观点作为理论基石，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了女性角色在代表父权的线性时间和不断重复的循环时间中所进行的自我加害。《童时》一开场出现的八个小女孩以及《小狐狸》中的贝蒂都陷入线性时间，受到男性势力的压迫和统治，因此没有了说话的权力。《阁楼上的玩具》中的莉莉则经历了循环时间，她试图打破线性时间，但由于“父权至上”这一思维根深蒂固，莉莉最终还是回到了线性时间中，同样表现出失语的症状。通过分析女性角色自我加害的两大表现，本文最后指出，女性的自我加害都是源于对父权制的内化。三部剧中的女性角色或者成为父权制的守护者而迫害其他女性同胞，或者沦为父权制的附属品，加害了她们自己。但是在揭露问题的同时，海尔曼也塑造了得到认识方面发展的女性角色形象，如《童时》中的凯伦和《小狐狸》中的亚历山德拉，在父权压迫下经历得失后，她们最终选择与父权势力和好如初，和谐共存。这是海尔曼有意为之的幸福结局，意在为女性读者指出一种更灵活、更和谐的方式和男性共处。她不主张以暴力或者反抗的方式赢得女性平等，这对当今男女相处的方式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