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试点”作为国家进行社会治理与政策创新的重要手段，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非常普遍，可谓是中国特色治理方式。已有研究发现，纵使是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关注与各种政策资源的集聚，“政策试点”也并不总是追求“最优绩效”。在社会治理问题与地方工作重心不一致时，政策执行者往往倾向于“锦上添花”打造政策亮点，而不会投入大量的政策资源以取得令中央满意、可成功推广的政策绩效，其目的在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次优绩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最为典型的描述。因此，要想发挥“先行先试”的引领辐射作用，就要在承认行动者有限理性的基础上优化制度工具，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通过“最优合同”的设计，最大程度减少地方政府追求“次优绩效”的策略行为。
　　本文将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政策试点”全面推广阶段的政策执行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对地方“政策试点”的次优绩效问题进行分析探讨。笔者重点关注“政策试点”全国推行阶段的执行绩效问题，分析得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试点虽然在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但在试点政策全面推广的过程中一样出现了政策执行程序不规范、政策落实表征化、配套扶持政策落实不全等次优绩效问题。对于该种策略行为的深层次原因探讨得到了委托代理理论关于“经济人假设”、“效用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的合理解释。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一部分，“政策试点”问题同样可通过运用公共政策的一般理论进行合理分析，笔者将综合应用史密斯的政策过程模型、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其他关于政策执行的理论，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试点“次优绩效”产生的关键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探讨，并相对应地提出“先行先试”产生示范效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