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不断螺旋发展的过程，文学史也同样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文艺功能、文艺趣味以及文艺品格的雅俗高低之争异常激烈。尤其是文艺在不断被边缘化的背景下，关于文艺的未来走向以及自身定位确实需要文艺研究者给以紧密切实的关注和严谨认真的讨论。在面对目前文艺发展中出现的困惑时，反瞻历史，或许可以得到某种启示和借鉴。本文试图运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以及传播学理论、女性主义等相关方法，从一种全面、整体、综合的角度，考察清代扬州文学艺术在不同时间段中的存在形态，探讨其中某些文艺现象的本质。　　 第一，将清代扬州文艺场域放置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场域的关系网络中进行考察，从而防止内/外部的单一化、绝对化的分析视角，避免主观臆想造成的现实与理论的割裂，客观公正地来看待文艺的社会身份。　　 第二，研究不同时期社会场域的变迁及其造成的文艺现象，特别是经济文化场域。同时要注意到，在这些文艺现象的背后都具有着共同的规律，亦即文艺的本质，这是经过文艺长期的发展后积淀下来并深刻影响到其表现形态的普遍特征。　　 第三，对于文艺主体的关注。文艺是一个色彩丰富的场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文艺主体显然是其中的核心部分。我们在考察文艺的变化、总结其普遍规律时，必须明确文艺主体是不可回避的对象。社会其他场域对于文艺场域的影响必然是从主体的身心情智逐渐深入到文艺的创作过程中，也就是说，文艺场域中主体成为联系创作与接受这两极世界的纽带。这是贯穿本文的一个中心。　　 依据上述基本思路，本文一共分为了五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二部分试图从扬州文艺活动的历史回顾、清代扬州文艺活动的概况和影响、清代扬州文艺场域的形成基础等诸多方面考察和分析文艺主体或文艺现象的前历史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正是它们共同塑就了扬州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和影响，推动着清代扬州文艺的高度繁荣以及清俊、雄浑、雅致、通俗等多样化美学特征的形成。　　 第三部分在清代初年遗民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扬州文艺发展的特点。在历史的长河中，扬州已然成为一种富有深意的文化符号，这种特性使得它在与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遗民文化相遇时，成为了文人宣泄在明清换代过程中所产生的盛衰悲凉之情的特有对象。从诗坛以前朝追忆为主体的符号化建构趋势到词坛以自我疗救为宗旨的审美化表现无不与此相关，显示出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一种急需稳定的状态时，“向道”传统就会被人们推到前沿；当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较为稳定或个体完全丧失现实功利需求时，文学艺术就更倾向于“娱人”这一普遍规律。　　 第四部分分析在清代中叶商业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扬州城市结构变迁所带来的文艺特殊现象：士商从传统的敌对状态转而亲密契合。出于诸多原因，扬州商人对于士商结合具有较之其他地域商人更加浓厚的兴趣和复杂的动机，体现出功利与非功利相结合的多重社会诉求，由此形成清代扬州独有的人文环境(比如“文艺淘金”现象)和审美趣味的重要变革(比如文艺主体的改变与彰显以及趣味分化)；表现出文艺创作者在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中不断自我调适时所具有的主导作用；也印证了艺术发展与物质发展所具有的不平衡关系这一本质特点。　　 第五部分通过清代后期扬州文艺主体的边缘化状态，分析这种边缘化的原由、表现以及所产生的文艺影响。清代扬州文人的边缘化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遗民文人的避世行为与淘金文人的矛盾心理都使文人身份的边缘化态势悄然隐藏于其中。边缘心理催生了扬州文艺的狂狷之风、女性情结和狭邪潜流，其本质都是文艺主体为满足自身心理和社会需求而出现的文艺自赎行为。　　 总之，本文试图突破传统单一化、平面化的视角，重新审视清代扬州文艺发展和存在的方式与特征，将文学置于一种社会场域互相关联的辩证综合发展观中，探讨文艺的现实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