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环境污染在中国部分城市愈演愈烈,已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经济发展。经济新常态、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新克强指数已然成为衡量中国经济的重要指标。如何稳增长、保就业、降能耗,已然成为中央高层关注的重点。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后,为降低能源消耗,防治环境污染,中国实行了严格的环境规制。然而环境规制的实施和其强度的愈发加强,必然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一系列影响。要想积极探索生态—经济—民生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做到既使得环境条件改善,又兼顾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目标。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劳动就业又是民生的基础,两者均是政府多维政治目标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劳动就业三者直接的关系和影响就显得十分的重要。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究竟是“制约”还是“促进”呢?“制约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愈发增强,逼迫企业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治理污染,从而会挤占研发投入。而“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则可以“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获取竞争优势。“不确定性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并不能显著影响技术创新。上述理论莫衷一是,实践经验更是出现了多种情况,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的时候环境行为往往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各个企业所面对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并不一致,从而导致环境行为表现为“异质性”。其中,融资是改善企业环境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环境的持续发展具有间接的影响,资金会对企业环境战略产生影响。而高管激励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措施,也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这两者很有可能是影响各个假说适用性的成立条件。因此我们在考察“制约假说”和“波特假说”的适用性问题上,应该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究竟是“减少”还是“增加”呢?“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使得企业的成本上升,为了缩减成本,企业不得不裁员,许多就业人员因此而失业。而“双重红利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负向影响微不足道,反而最终会创造就业。上述理论也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实践中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也出现了“异质性”,有些行业表现为增加劳动就业,有些行业则表现为减少劳动就业。究其原因可能是各个行业均有很强的“异质性”和“动态性”,这对其就业吸纳能力具有重大影响,因此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在各个行业里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是我国政府多维政治目标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索生态—经济—民生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努力实现“三赢”,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制约”和“促进”两种作用效果,技术创新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话题。那么三者之间到底是怎么一个关系?存在着怎么的影响机制?研究这个主题对于引导我们探索可持续和谐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在进行理论分析时,采用数理方法,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并分析融资约束和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其次构建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理论模型,正引入行业特征参数的前提下,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异质性”影响情况。最后探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影响中的中介传递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三产业和工业行业分行业数据、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动态面板、静态面板多种方法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的影响,同时探究了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影响中的中介传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采用数理方法对企业在无环境规制和有环境规制时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多少的情况进行了探究。同时本文采用数理方法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分析,揭示了融资约束和高管激励是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影响条件。为验证理论是否合理,我们选取2009—201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探究了融资约束下和高管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呈现多样化,存在“正向作用”、“负向作用”和“不相关”三种情况,也就是说在实践经验中“制约假说”、“波特假说”和“不确定性假说”并存。第二,融资约束和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中起到调节作用。第三,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高管激励的作用情况均不相同。(2)为探究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机理与关系。首先,本文从理论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其机理进行了分析,发现了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并非呈现出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倒“u”型关系及影响不显著三种情况;为检验理论假说是否合理,本文选取了中国2006-2012年中国30个省份三产业和工业分类下1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探究了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分别17个行业中,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区域各行业劳动就业的影响并不相同。环境规制对第一产业行业的劳动就业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第二产业和部分第三产业行业劳动就业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部分第三产业行业劳动就业影响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不仅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倒“u”型关系及影响不显著三种情况,且还存在行业差异。(3)为了研究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劳动就业的关系。本文从理论角度研究技术创新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包含了补偿效应和破坏效应两个方面,而技术创新对劳动就业的综合影响结果则是两个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两个方面。发现了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传递效应的作用,具体传递作用方式分为四种情况。为检验该假说是否成立,本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05-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强度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中确实起着中介传递效应的作用,且作用方式为第三种情况。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技术创新所起的中介效应是部分中介效应而非完全中介效应。最后,本文对全文研究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关于实现环境高山的同时促进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的政策建议。此外,文章还分析了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