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发展”的理解和认知也不断的趋于全面化和系统化。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实现人口与资源和环境以及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一经提出后便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同。这种对发展理念的推进与升华逐步使“以人为本”成为最主流、最核心的价值取向,人类自身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的核心内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主旋律下,使得人口的均衡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人口的性别结构作为人口整体结构的一个基本维度,其自身是否达到均衡状态是人口结构整体是否实现均衡的重要衡量标准。其中,出生性别比作为出生时男女两性数量对比的起点性指标,是不同年龄段的性别比形成与变化的基础,对整个的人口性别结构及其模式产生全程性影响。如果出生性别比无法达到均衡状态,那么人口系统内部要素的均衡也就无从谈起,进而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目标就更加难以实现。正因如此,实现人口内部性别结构的均衡显现出其特有的人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降低人口生育率与控制人口规模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与此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问题却逐渐显现并日趋严重。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客观的分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状与特点,科学理性的剖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事关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失衡给人口自身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受到了人口学界的普遍关注,对此学术界的专家和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对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研究,焦点涵盖了以下方面：社会生育文化、国家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手段、统计调查误差等诸多方面。可以说对相关因素的分析已经达到了十分的系统和全面的程度。但是研究者在进行原因分析时常常出现以下问题：首先,以往的研究往往把这些影响因素剥离开来的,即仅仅考虑某一方面的影响作用。其次,虽然也有部分研究能够同时综合的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从而进行整体研究,但是却往往忽视这些因素之间的层次性以及交互作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果也可能同时受到更高层次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具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且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之间相关影响因素产生的效果可能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不考虑这其中的组间差异,研究的结论就会严重的缺乏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本研究从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与特点入手,进而分析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与危害。在结合理论与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运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简称HLM)分析方法着重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与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的交互作用,进而将研究结论作为理论依据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政策分析和合理的决策方案。本文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为引言,首先对研究背景和意义进行阐述,同时对国内外有关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主要研究以及有关多层线性模型方法与应用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客观的述评。最后结合框架图对文章的总体内容和思路以及创新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第2章中介绍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与特点,分别从整体、区域、孩次等多维角度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了剖析和归纳。第3章从社会现实情况出发,分析出生性别比失衡带来的现实与潜在的危害。第4章基于理论和现实情况,着重分析了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各种因素,并对各种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与阐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证假设。第5章运用HLM多层线性统计技术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介绍了模型原理及在本研究中的应用,并以第五次人口普查年份我国31个省份的人口、宏观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应用多层线性模型的分析方法研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生育政策因素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的交互作用。第6章,在总结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合理有效的政策建议,并在研究结尾总结了研究的缺陷与不足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本文在对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进行分析后提出了相关影响因素具体的作用机制：无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人口生育政策因素、生育文化因素还是技术因素,它们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都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平行的,这种作用机制是复杂的,具有层次性的。具体表现为：在具有男孩偏好的的生育文化背景下和成熟的技术条件的支撑下,人口生育政策通过限制生育水平对出生性别比产生第一个层次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一种调节性的原因,与生育政策产生交互作用,对第一层次的生育政策本身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程度产生影响,从而间接的对出生性别比产生第二个层次的影响。笔者认为,在中国,具有“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长期贯穿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这种生育文化理念是由现实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着缓慢的转变。但由于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比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和滞后性,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因素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影响依然存在。正是由于一直以来人们对男孩的强烈偏好,现实社会中又具有胎儿性别鉴定、非法的性别选择性终止妊娠手术等技术手段,在生育管理并不科学和完善的现实生活中,使得生育男孩不仅只是理想和愿望,同时又具有现实条件。换言之,男孩偏好是造成性别比失衡的诱导因素,而技术手段是实现条件。在这样的社会生育文化背景和成熟的技术条件的支撑下,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生育政策因素之间又相互作用,并在这种交互作用之下对出生性别比产生最终的影响。在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实证假设,根据实证假设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将体现生育政策效果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变量纳入了构建的随机二层线性模型中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结论证实了生育政策因素、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以及生育文化因素、医疗技术手段等因素对于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作用,以及各层次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机制。无论是从现实及理论描述还是实证分析结论的角度来看,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外在的干扰因素无疑对出生人口的性别结构产生了最直接和显著的影响。在我们这样一个依然具有强烈的男孩偏好的社会中,人为的控制人们的生育数量必然会导致具有生男愿望的人们采取相应的手段,最终使得整体的出生性别比出现失衡。实证结果也证实了政策生育率对出生性别比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换言之,在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由于低水平的政策生育率从而导致较高的出生性别比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而在实行宽松生育制度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即：生育政策因素表现为显著的组内差异。与此同时,即使实行相同的生育政策的地区,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存在着地区差异,即受到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作用效果存在显著的不同。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根据实证结论,城镇化率、教育指数对于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负向影响作用起到了削弱作用。换言之,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或者是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负向影响作用要明显小于相应的城市化进程慢以及人口受教育水平低的地区。同时,人均GDP指数对于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负向影响作用起到了显著加强的作用,也就是说,在经济总量较高的地区,出生性别比受到生育政策的负向影响更大。此外,社会保障水平对于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削弱作用表现的却并不明显。综合实证分析的结论可知,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出生性别比均衡的实现具有“双刃剑”作用。由于现实条件的约束,虽然生育文化因素在本文的研究中并未被纳入模型进行量化的实证分析,而是被作为一种固有的现实背景参与理论和实证结论的讨论。但是,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影响变异的解释程度只有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在纳入模型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可能有更高层次的变量或因素可以用于解释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变异。根据以往诸多研究者的研究结论,本研究进行了进一步推断：生育文化因素也是较高层次的影响因素。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实现出生性别比的均衡,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加快城镇化步伐；第三,加强教育,转变传统生育观念：第四,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增强社会养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