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国民待遇作为促进国际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则和标准，在国际上对其含义、性质以及适用范围还存在较大的争论。就中国而言，在对待外资国民待遇问题的态度上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中间还经过反复，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实践中，中国已经给予外资以诸多的优惠待遇，此即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却还有一些国家指责中国对外资的限制过多。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外资国民待遇的基本问题加以探究，以求得对外资国民待遇的正确理解，并希望能对我国在该问题上的立法和实践有所帮助。 本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论述了外资国民待遇的法理基础，并对外资国民待遇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旨在明确接受外资国民待遇的原因和条件。笔者认为，其形成的法理基础是平等、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在经济原因或条件方面，外资国民待遇是国际引资博弈过程的产物，在东道国国内其实施的条件是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章分析了外资国民待遇的含义和性质。综合各种国际投资文件，笔者发现对外资国民待遇的含义有两种理解：其一是外资所享有的待遇不低于东道国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其二是外资享有的待遇应等同于东道国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笔者认为这两种界定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外资国民待遇并不排除东道国基于主权而给予外资一定的优惠待遇，也允许一定的差别待遇的存在。同时，笔者认为要准确把握外资国民待遇必须注意它并非一般国际法上的义务、它和国际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的差别、它的不歧视性等性质。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外资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在分析了一系列的国际投资文件之后，笔者认为外资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包括外国投资者(受益主体)和外国投资以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受益客体)。实践中经常有人将“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外资国民待遇的适用主体，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此外，在外资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上，存在大量的例外。这些例外对东道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国内产业的保护等具有积极作用。 第四章主要研究我国对外资国民待遇应有的立法取向，这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前几部分的分析都服务于这一部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接受外资国民待遇的时机还不成熟。然而，外资国民待遇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全面的、毫无例外的，相反它包含了大量的诸如行业例外、发展例外等对其自身的限制。在考察中国缔约和国内法的实践以及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之后，笔者认为我国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接受外资国民待遇。同时，为实施外资国民待遇，必须解决我国现存的参照对象缺位和“超国民待遇”等前提问题。关于外资国民待遇的法律安排，笔者认为，我国在相关国际协定中应该采取混合式的国民待遇条款，在国内法上必须制定或修改企业法、外资管理法和税法等相关的法律。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 其一，将非歧视原则扩展适用于东道国的国内投资者。因为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只能实现国内投资者与国外投资者、外国投资者间的平等，而忽视了东道国国内投资者间的平等，所以不够全面，也有失公平 其二，作者认为必须取消那些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因为这些优惠措施并不是投资者关注的主要方面，但它却具有造成东道国国家财产的流失、民族经济受挤压等弊病。 其三，不少学者都认为我国目前不宜接受外资国民待遇原则，但笔者认为我国完全可以接受该原则，因为外资国民待遇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包含有很多例外的国民待遇。同时为实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我国应采用否定性清单和肯定性清单相结合的方式来规定外资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