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理论一直把原文视为译文的绝对标准,强调以原作为中心,力求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传统的翻译研究都着重于译文与原文的文本对比,并试图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活动的客观性。实际上,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活动还会受到多种非文本因素的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重心逐渐从文本转向了对翻译过程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强调意识形态、文化、历史对翻译的影响,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先驱人物之一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是他将一个重要概念一“改写”引入到翻译理论中来。　　 安德烈·勒弗菲尔认为,翻译即改写,并提出了影响和操控翻译活动的三大重要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本论文以安德烈·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为框架,通过比较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王科一和孙致礼的《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系统分析社会意识形态、诗学等历史文化因素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　　 论文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首先介绍了此项研究的背景、意义以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第二章回顾和总结了前人对相关译作所做过的研究。第三章是理论基础,对改写理论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该章以改写理论为基础,对两译本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对比研究。研究显示,两译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1)从译者的翻译策略来看,王科一的译本侧重的是归化;而孙致礼的译本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2)从文本的接受情况来看,两译本同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之“经典”,在大众中广为流传。然后作者指出,探寻两译本异同的因素需要将它们置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来考察。接下来论文主要从意识形态、诗学这两个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它们对译前文本的选择、译中的翻译策略、对原文本中一些文化词语的处理,译后文本的接受等层面的影响和操控。论文最后的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认为正是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两译本的相异之处。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对于两译本的对比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译本——文本本身,还应该充分考虑到诸如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促进对译本和译者更加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