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恐怖主义的集体行动给国际反恐合作带来相应的集体行动问题。奥尔森认为理性的个体会在集体行动中更倾向于选择搭便车而不是选择参与。同时,“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且在这种“小集团”中,有选择性激励措施的集团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更高。此外,集体行动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社会运动理论认为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是形成社会运动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本文以集体行动理论为视角,以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为重点分析维度,从而分析跨国恐怖主义的集体行动和国际反恐合作的集体行动,并对二者的集体行动进行适当比较。跨国恐怖主义比国际反恐合作更善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在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这种优势分别体现在其资源动员的能力和政治机会方面。资源动员方面,跨国恐怖主义的组织规模更趋近于集体行动理论所描述的“小集团”或“小集团‘联邦’”模式,而国际反恐合作的集团形式更为多元,更容易形成集体行动的问题;跨国恐怖主义以选择性激励的提供为核心的组织能力也优于国际反恐合作的同等方面。政治机会方面,国际反恐合作集团的政治机会在普遍意义上占有优势。但其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对反恐斗争及与其他行为体反恐合作的短视态度影响了集体行动的进行,该方面也容易被跨国恐怖主义集中力量利用之。基于此,国际反恐合作应当重视跨国恐怖主义集体行动成功的原因并反而治之。同时,在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国际反恐合作集团的合作规模应该以区域层面的合作为核心,并积极推进国际反恐合作格局的多极化;在国际反恐合作集团的组织能力建设层面,应该建立特定的机制,对当前选择性激励的提供方进行转移;在政治机会的把握方面,应该避免对合作的短视态度,而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国际反恐合作,同时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