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历来是全国中药材的重要产区，药材产地广阔，种类丰富，产销量大，质量优良，药材贸易在四川对外贸易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药材作为四川传统的农副产品，其贸易促使城乡社会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购销整体，建立和发展了城市与腹地乡村的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川城乡之间经济互动关系的某些侧面。随着重庆的开埠，川江航运的开通，四川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药材贸易也逐渐兴盛，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药材市场网络。通过字号、行栈等经营组织进行药材交易，从产地市场到交通便利的集散市场，再通过出口市场运销到销售市场，在这一运销过程中，药材的市场体系随着时间和时局的流变发生着变动。在重庆开埠前，四川药材贸易的市场网络以成都为核心，至重庆开埠后尤其到民国时期，这一单一的市场格局受到冲击，重庆成为我国西南最大的药材集散地。到抗战时期，由于时局变化的影响，长江通道被封锁，出口货物外运路线取道西南转口东南亚，重庆仍然是陆路交通线的重要一环，但此时宜宾这一川南的二级市场功能日益突出，四川药材贸易格局从以前的单一走向复杂多元。重庆开埠以来，四川药材贸易经历了由兴盛走向衰落的历程，在经历1930、1931年的药材出口黄金时期后，药材贸易值大幅下滑，其主要原因有：药材经营者不论是生产、制造或贸易，一切沿用数千年来陈旧的方法和经验，影响小生产者对药材的开发；繁重的苛捐杂税；四川内战及抗日战争的影响；外来药材及西药的侵销等。为挽救当时逐步衰退的四川药材对外贸易，川内各方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呼吁。重庆药材业同业公会改革行规陋习，提倡减免捐税和改进国医，建议筹设国药制造厂；一些有识之士或社会团体则提出了改良药材种植法、发展制药工业、成立药物研究机构的对策，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大都未能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