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古要论》诞生于元末明初,该书对古器物进行分设门类,门类下又设子目,并按器物的高下等级构筑起了一个古物鉴赏的基本框架。本研究从《格古要论》的作者与版本考证入手,展开对曹昭的古器物排序问题的研究,涉及曹昭的评价标准、鉴赏语言等;并从《格古要论》与前人著述,尤其是《洞天清禄集》与《百宝总珍集》的对比分析着手,试图整理出曹昭的出版思路。另一方面,本研究又从趣味角度切入,力图分析自宋以来中国文人阶层对古器物品鉴的微妙变化;最后展开对古器物价格的讨论,试图进一步佐证《格古要论》之器物系统,揭开文人风雅背后之艺术市场,古物命运之悲欢离合。《格古要论》作者曹昭,字明仲,元末明初松江华亭人。曾编校《格古要论》的松江人舒敏在序言中称曹为“世为吴下簪缨旧族”,曹自称“先子贞隐处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画、古琴、旧砚、彝鼎、尊壶之属,置之斋阁,以为珍玩。其售之者,往来尤多。”曹昭自幼耳濡目染,所以“取古铜器、书画、异物、分高下,辨真赝,举其要略,书而成编,析门分类”,纂成此书,为“世之好事者”提供借鉴。《格古要论》在流传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三卷本,五卷本,十三卷本和节录本等几种版本。另有流传较广的王佐增补十三卷本,不仅增加了“法帖题跋”,“金石遗文”,“文房论”,“古今诰敕题跋”等门类,而且在“古碑法帖”门类下大量抄录各处碑帖和考证跋语文字,在次序编排上也有变动,成为十三卷本,于天顺三年(1459)成书。现今学者普遍认为,《格古要论》基本传承了《洞天清禄集》的内容,本研究首次提出另一本对《格古要论》影响至深的市井之作《百宝总珍集》,通过对比《格古要论》与《洞天清禄集》、《百宝总珍集》的子目标题、子目内容、品评语言等,深入分析《格古要论》与二书的异同,并且从曹昭对二书不同程度的采纳,力图总结出曹昭的古物鉴藏观。本论文的第三章深入分析了《格古要论》中的各类器物次第排序、品评标准与鉴赏语言。中国早至《历代名画记》、《二十四诗品》就开始讨论艺术品的高下,而曹昭采用了自己的一套品评标准与鉴赏语言,首次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古器物等级系统,它也是中国文人第一次把价高价低明目张胆地记入了“清赏”的世界,高调地开启了一个宏伟辉煌的收藏时代。从《格古要论》的等级系统,本研究接下来探求的是文人的趣味问题。试图从青铜器、奢侈品与洋货、新趣味几个角度来分析自宋入元,再到明初的整个文人趣味微妙的改变。另外,本文还试图从图像中的古器物入手,比较绘画等图像中的古器物与《格古要论》等鉴赏指南中的古器物,并论证文人收藏之风雅与其社会地位、身份、社交等息息相关,而《格古要论》这样的鉴赏指南正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阶梯、社交的辅助工具。最后本文还试图从古器物的价格角度,对《格古要论》的等级系统进行进一步佐证,汲取零散在各史籍文献中的古物交易片段,一方面对这些价格进行梳理,另一方面期望读者能够借此一睹当时的艺术市场,感受古器物命运背后的各种悲欢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