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权，政教分离，历代统治者在管理宗教上，都采用了兼容宗教并利用宗教的方式，专制政权尽一切努力，将宗教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并不断发展壮大，汉末本土道教产生，两教的实力的增强，迫使魏晋出现了宗教管理机构，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发展至唐代宗教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宗教管理制度也不断的趋于完善。历经五代战乱，建立起来的大宋王朝，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王朝，它的立法更加强化中央集权。宗教管理的体制，沿袭唐代，承接五代，并具有自己的创新，宗教管理在宋代进入了稳定时期，完善的制度为以后各代仿效。僧道官设置上，实行的是一种僧道分司的管理方式，二司又由统一的世俗机构祠部统辖。僧道官的任命，中央与地方实行不同的制度，即使同是中央僧官的任命，北宋与南宋也存在区别。宋代通过世俗政权干涉宗教事务，僧道官机构中安插俗吏的方式，牢牢的控制住了道释二教的自治机关。两宋统治者严格限制寺观的创建，禁止寺观买田。但事与愿违，寺观数量急剧膨胀，买田异常猖獗。宋代法令的不稳定性，以及经济发展浪潮的推动，土地政策的实行促成了这一结果的产生。相比较以前各代，在规范僧道犯罪方面，宋代的法制更加完善细致，对僧道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出了规定，并相互衔接，打击僧道犯罪综合运用刑法与行政的手段，完善的制度避免了大规模的宗教骚乱，有宋一代佛道两教在稳定的状态下发展。僧道管理过程中，对特权阶级实行优待，皇帝的诏令可以立法，可以废法，仍显示了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皇权专制社会。相比较正统宗教佛道两教的管理，民间宗教的发展举步维艰，基于它的隐秘性，从产生之初就受到政府的打压。宋代民间宗教繁多，农民起义暴动多利用民间宗教发动，引起了政府恐慌，政府开始制定严苛的法律，对其镇压，禁绝“吃菜事魔”。但由于统治阶级的种种失误，以及制度上的缺失，造成了法愈禁，而不胜禁的局面。不管是管理正统宗教，还是治理邪教异端，统治者的法令制度无不体现着，宋代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政教关系模式，多元宗教并存并且兼容宗教的体制，是一种政府控制宗教，并在此前提之下施行以教管教的宗教团体有限自治的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