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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权,政教分离,历代统治者在管理宗教上,都采用了兼容宗教并利用宗教的方式,专制政权尽一切努力,将宗教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并不断发展壮大,汉末本土道教产生,两教的实力的增强,迫使魏晋出现了宗教管理机构,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发展至唐代宗教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宗教管理制度也不断的趋于完善。历经五代战乱,建立起来的大宋王朝,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王朝,它的立法更加强化中央集权。宗教管理的体制,沿袭唐代,承接五代,并具有自己的创新,宗教管理在宋代进入了稳定时期,完善的制度为以后各代仿效。僧道官设置上,实行的是一种僧道分司的管理方式,二司又由统一的世俗机构祠部统辖。僧道官的任命,中央与地方实行不同的制度,即使同是中央僧官的任命,北宋与南宋也存在区别。宋代通过世俗政权干涉宗教事务,僧道官机构中安插俗吏的方式,牢牢的控制住了道释二教的自治机关。两宋统治者严格限制寺观的创建,禁止寺观买田。但事与愿违,寺观数量急剧膨胀,买田异常猖獗。宋代法令的不稳定性,以及经济发展浪潮的推动,土地政策的实行促成了这一结果的产生。相比较以前各代,在规范僧道犯罪方面,宋代的法制更加完善细致,对僧道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出了规定,并相互衔接,打击僧道犯罪综合运用刑法与行政的手段,完善的制度避免了大规模的宗教骚乱,有宋一代佛道两教在稳定的状态下发展。僧道管理过程中,对特权阶级实行优待,皇帝的诏令可以立法,可以废法,仍显示了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皇权专制社会。相比较正统宗教佛道两教的管理,民间宗教的发展举步维艰,基于它的隐秘性,从产生之初就受到政府的打压。宋代民间宗教繁多,农民起义暴动多利用民间宗教发动,引起了政府恐慌,政府开始制定严苛的法律,对其镇压,禁绝“吃菜事魔”。但由于统治阶级的种种失误,以及制度上的缺失,造成了法愈禁,而不胜禁的局面。不管是管理正统宗教,还是治理邪教异端,统治者的法令制度无不体现着,宋代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政教关系模式,多元宗教并存并且兼容宗教的体制,是一种政府控制宗教,并在此前提之下施行以教管教的宗教团体有限自治的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