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学界对义和团前后山东教会与地方社会的研究中,主要存在两个研究角度。一是从山东本土社会、山东地方社会的角度出发,考察与山东地区爆发的教案相关联的内容,关注中西冲突视野下的山东地方社会与教会,无论是在史料选择还是在观点上,都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取向。另一种研究角度则是以在山东的差会为主,侧重山东教会、传教士和母国本部的史料记载,从教会的档案记录中分析地方官员和反教民众的心理和做法通过教会方面的反应来分析山东地方社会。两种研究角度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其中也存在有一定的缺憾,即没有关注到外交文件、在中国的使领馆人员的看法。外国使领馆人员作为本国政府的驻华代表,负责处理与清政府之间的外交交涉,管理本国在华事务,他们同外国传教士、商人等群体一样,也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在华势力。美国驻华领事法勒(John Fowler)在派驻中国的过程中,其关注视野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商业贸易、矿产资源、在华教会事务等多个方面。他对清政府的权力变动和国际局势的关注源自其自身外交工作的需要,对经济、对华商业贸易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的看重则是源自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民教关系自然也是法勒工作的重要关注点,当美国传教士和教会同山东地方社会出现矛盾和摩擦时,需要领事人员同地方官员以及驻华公使之间进行交涉和沟通。义和团运动之前,官府对传教士进行保护引发教会内部的大规模不满,而对运动期间通过要求当地基督徒放弃信仰来对当地信徒进行保护这一做法教会又采取默许这一态度可知,山东地区的民教关系纷繁复杂,并不是一方欺压另一方这么简单,这牵扯到不同国家、不同势力之间的角逐。教会与地方社会、美国与清政府之间,因其立场和利益的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和要求也不尽相同。近代时期的山东社会存在着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的势力,在山东一旦发生民教纠纷等问题,便不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简单交涉,而是涉及到多个国家之间的统一处理。这也使得法勒在处理本国同清政府之间的问题时,不能只关注美国一方,而是需要同时与多个国家之间进行交涉和沟通。不同势力之间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教案即会引发连锁反应。抵制美货运动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有关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同义和团这样的暴力运动不同,抵制美货运动是一种文明的抵抗,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与以往更多关注上层的政策以及宏观的商业政策不同,美国领事法勒的档案中更加关注社会下层,尤其是处在抵制活动中的真实的人,包括山东的商人、官员和传教士等,在对抵制美货运动区域史研究进行补充之余,也为考察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山东地方社会提供了一个角度和背景。美国领事法勒作为一名外交官,是联系中美两国双方的纽带。从传统印象中来说,外交官的工作就是在维护教会,为传教士辩护。当然,传教士也是本国公民的一员,作为外交人员必然在总体上要维护传教士的安全和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交人员会一味进行袒护,对教会人员提出的要求也并不是有求必应。当公使和领事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利益,而后才是教会。美国驻华领事法勒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从整体上看体现了殖民主义与炮舰政策的一面。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列强,美国同英国、法国等国家一样,其出发点就在于掠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但是受制于美国当时的国力以及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格局,同法国、德国的强硬政策不同,美国从自身国力出发,尽量避免同各方之间的冲突,在中西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条件下,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