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裁判文书写作的革新是推动司法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的重要环节。而如何在判决书的写作过程中特别是刑事判决书的写作过程中合理、恰当的运用修辞论证方法从而使得司法的公正性得到普遍认可并使判决具备较高的论证力成为裁判文书写作改革的重要目标。当前,我国刑事判决书对于修辞论证方法的运用存在瑕疵,例如近年来引起较大舆论风波的“许霆案”、“于欢故意伤害案”(以下简称“于欢案”)等案例,出现了由于其刑事判决书不能符合“听众”的“情感”、对于关键性事实的认定不恰当等原因而导致论证力和说服力不够的问题。此类案例由于判决的说服力度不够、无法准确表达立法者的立法意旨从而让公众不易于接受。因此,提高法律人特别是法官群体修辞论证方法的运用水平具有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想要在加强刑事判决的说服力度的同时准确释法、适法并使得公众易于接受,就迫切需要在刑事判决书撰写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修辞论证技艺并提高运用水平。但刑事判决书写作过程中修辞论证的运用,是一柄双刃剑。想要寻找到修辞论证运用过程中“趋利避害”的路径与方法,则必须依托于修辞论证方法的理论研究本身,并落实在具体案例和具体的判决书写作过程当中。本研究以刑事判决书撰写过程中影响修辞论证方法运用的主要因素作为主线,以具体写作过程和要求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典型样本——“于欢案”的两审判决来分析刑事判决书中修辞论证方法的运用,旨在找到并发现刑事判决书中对法律语词、概念或术语的运用不足及改进建议以及发现刑事判决书中对“听众”、“情感”、“限度”的考量以及“说服”目的的实现与否,寻求更完善、更恰当的运用修辞论证方法的路径。力求突破传统刑事判决书写作的藩篱,提高刑事判决书的修辞论证水平,从而更贴切、更准确的表达立法者的立法意旨、提高刑事判决书本身的论证力并使公众易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