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徐则臣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历史转型的自觉。从远离意识形态的新历史小说创作到悬置历史的现实主义书写再到直面历史的长篇小说创作,徐则臣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突破了原有的历史叙事模式,呈现出更深层次的历史关怀。本论文主要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切入徐则臣的小说创作,试图探究徐则臣近年来的创作变化、作品的审美内涵及小说的历史诗学等问题。绪论介绍了徐则臣的创作情况,梳理了学界有关徐则臣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论题,阐述了“历史书写”的概念。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小说内容出发,聚焦小说中人物与历史的关系,考察了徐则臣不同时期作品中历史书写的特征,论述了其作品中历史叙事的迭变与交织。第二章运用空间理论观照了徐则臣所构筑的“花街”、“北京”、“运河”三个历史地理坐标,三个坐标之间彼此联系,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历史地理叙事版图。空间既是人物的现实居所,又是人物的心灵寓所。历史借由空间得以展开自身,历史赋予了空间更多内涵。同时,空间的变迁反映着时代的变化。因此,本章探讨人物生存空间的多重隐喻,从而反映历史进程中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三章在前文的内容探讨上进一步延伸,结合徐则臣的批评论稿,深入探究徐则臣历史书写背后的创作诉求,揭示其小说中展露出来的“存在之思”。第四章在代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徐则臣历史书写的独特意义。本章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思潮流变,剖析了“70”一代的历史语境及历史书写特征,横向比较了徐则臣与前辈作家以及徐则臣与“70”作家葛亮的历史书写异同,从而深入地总结徐则臣历史书写的突破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