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我国当前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各界均热烈讨论反腐对策的时候,加大刑法打击力度不时被提上议程,而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却因没能承担起这项重任而一直为民众所诟病。围绕着该罪名的两种声音争论不绝:一种观点认为该罪名设置采用推定方法,有侵犯人权嫌疑;另一种观点认为该罪名设置高起点、低刑期,不足以遏制腐败,应加以改善。该罪名在反腐工程中应发挥多大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本文拟对此做出回答。　　 本文首先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时代背景和立法目的着手,明确了该罪名产生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时期,其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和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其高起点、低刑期设置亦并非立法粗疏所致,而是立法者面对现实的理性态度的结果。　　 作为一项立意为反腐的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理应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在打击腐败上的软弱局面应当加以改变,但这个改革过程应是循序渐进的,其中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尤为重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反腐败体系中应该有自己的“本位”,服务于特定的目标价值,并应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当调整。笔者认为,随着外部制度的完善,其侵犯人权的危险性将逐渐降低,高起点、低刑期的局面即可逐渐改革,从而在反腐工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应建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发现机制,拓宽该罪名的适用范围,从而使其摆脱附属罪名的窘境,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