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认为,不同的社会通常将处于代际收入完全流动和完全不流动之间。代际收入弹性的大小,即为这种代际(社会)流动性高低的测度。代际收入弹性越大,子代对父代的依附性越强,说明社会流动性越低；反之,代际收入弹性越小,子代对父代的依附性越弱,说明社会流动性越高。　　 论文通过实证分析来回答诸如代际收入弹性大小,代际收入弹性的趋势变动,及其弹性大小与趋势走向的相关传递机制等问题,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问题进行初步全面的研究尝试；尤其重要的是,尝试将代际收入弹性所测度的机会不平等程度与基尼系数所测度的结果不平等程度两相比较,从中找到两者的异同,试图发现中国整体收入分配方面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机会平等的影响因素及进一步的解决途径。基本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其一,从父子代际收入弹性来看，CHNS1989、CHNS1991、CHNS1993、CHNS1997、CHNS2000的结果都表明,城市的流动性高于农村,并且多数年份显示其流动性远高于农村,CHNS2004结果则显示,农村的流动性略高于城市,尤其是从六年的数据结果看，城市的父子代际收入弹性在波动中似乎有所增大,而农村的父子代际收入弹性则是波动中似乎有所减小。　　 其二,从家庭代际收入弹性来看，CHNS1991和CHNS2004的结果均表明,对于高、中、低收入阶层而言,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代际流动性相对较高,而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一样,呈现出相对较低的代际流动性,显示出家庭贫困代际化与财富代际化的倾向。更值得一提的是,CHNS2004与CHNS1991相比,高、中、低三个收入阶层的家庭代际收入弹性均有很大程度提高。　　 其三,从CHNS2004数据来看，无论是父子层面还是家庭层面,子代受教育年限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都不是很大。值得关注的是,运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技术,估计了子代受教育年限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不同分位上的影响,结果发现,子代教育对城乡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从城镇父子层面的数据分析看，教育的作用极不均衡,最高降低了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36.2％,最低显示负向代际影响,教育在条件收入分布的底端影响力更大。总之,在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机制的分析中,教育的作用未尽其位,这至少还说明,目前的中国有着比教育更显著的影响因素,像户籍制度,像城乡市场发育的不均衡,像就业及年龄结构的变化等。　　 其四,从代际收入流动趋势来看，对于出生在1964-1979的队列来说,在过去十五年(CHNS1989—2004)之间,在数据所反映的省份,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经历了从剧烈到较高位趋缓的变化。相同期间,在1997年之前,代际收入流动与相对应的家庭基尼系数成大小高低升降的相反方向变化,而在1997年之后,两者基本呈同向变化,相对于代际收入弹性而言,其对应的家庭基尼系数的变化要更大一些。在2004年,两者均有趋缓回落的迹象。　　 其五,从CHNS1989—2004数据的家庭收入结构看，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收入获得更依赖于市场机会,农村家庭的收入获得比城市家庭更依赖于市场机会,农村与城市之间家庭收入市场份额的差异在波动中缩小。中国是一个二元制社会结构,农村与城市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其市场化程度及变化有着极大的差异性。收入的获得也好,收入地位的代际转移也好,最终绕不过就业机会、岗位获得及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状况。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剧烈变动中的社会尚不及形成原本就缺失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绝大部分的所谓“市场风险”将可能更多地反映在我们所提及的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存在于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中的贫困阶层。　　 其六,从论文的分析方法来看，除了应用常规最小二乘估计方法之外,应用了分位数回归的分析技术,希望更好地解释教育在儿子收入分布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此外还应用了队列(Cohort)分析,以更好地识别代际收入流动的发展趋势。文中的CHNS1989—2004数据分析已经初步证实,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具有特殊性,不能仅以其他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简单附会对照,并从而判断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大小高低及强弱。　　 基于前述的实证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些研究结论,诸如对整体农村居民及城市收入分布底端人群的教育投入有助于压缩收入分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有助于增强社会流动性,城乡统一的全民性社会保障有助于防止贫困的代际复制,尤其是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有助于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从根本上增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活力。事实上,这些看似多方面的分析结论,无一不是根结在中国尚存的备受质疑的户籍制度之中,只有这种制度不公的终结,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化解相关问题,削弱家庭代际之间的依附,推进社会公平、秩序及可持续性的发展。